電影

郭利斯馬基的電影總勾勒出一幅幅屬於芬蘭這國家的國族色調——陰鬱、嚴肅、沉重、堅忍，角色臉上始終掛著憂鬱的表情，漠然又固執地在工作崗位上淡而無味的過活。本片也不例外，裡面的角色沒有一個人出現過笑容；哈勒德在庇護所認識的朋友曾告訴過他，千萬不能露出憂鬱、哭喪的表情，因為這樣的人很容易被遣返回去，但是，走在街上的時候，也千萬不能輕易露出笑臉，因為會被別人認為是瘋子。

「放掉蓄聚多時的膿包，暢快地流淨污血」（《黑日》，頁 340），墮胎在《墮胎師》之中，是梳理傷口、讓污血流出，是為了避免《失嬰記》最後「黑聖降生的悲劇」，而若陳果安排了那樣的結局，我便會罵他。但陳果選擇了拋棄自己擅長的，而回照自身私密的情感。

1944 年的冷冽寒冬，德國人讓荷蘭人活活挨餓。赫本曾連續數天未進食，一家人靠著吃鬱金香球莖求生。「她曾經告訴我：『我們連續好幾天都窩在床上，身上穿著我們所有的衣服，因為毯子不夠用了。』」

《逃亡的女人》少見地將男性角色排除到情節的邊緣，以班底女演員們來探究當代女性的處境，看似是題材與性別觀點上的轉向與進步，但其實仍然延續導演無可避免的男性視角，以洪金關係發展出對女性的想像與辯證。逃亡的女人仍不斷談論著男人，隱身的男人還是在想像著女人。

在電影版中，薇爾莉特傾訴自己對生死未卜的少校的思念，也同時意會此乃「不能實現的強烈願望」，並有時會為此而感到痛苦及難過，只能不斷寫信給基爾伯特去排解愁緒。這份強烈的渴望，最終在薇爾莉特得知他在戰爭中倖存，並隱居於一個遠方小島的時候徹底爆發，並引發後來圍繞薇爾莉特與基爾伯特之間的一連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