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漸狹隘的創作自由:香港電影審查史
不僅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消逝,影視的創作自由同樣名存實亡。早在同年 3 月,拍攝 2019 年 11 月「理大事件」的紀錄片《理大圍城》(2020),在即將放映之際,遭到親共紙媒《大公報》、《文匯報》大肆抨擊,將長期支持獨立電影的發行商「影意志」及所有曾幫助影片拍攝的成員,貼上支持香港獨立、煽動暴力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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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消逝,影視的創作自由同樣名存實亡。早在同年 3 月,拍攝 2019 年 11 月「理大事件」的紀錄片《理大圍城》(2020),在即將放映之際,遭到親共紙媒《大公報》、《文匯報》大肆抨擊,將長期支持獨立電影的發行商「影意志」及所有曾幫助影片拍攝的成員,貼上支持香港獨立、煽動暴力的標籤。
無處不在的真田廣之,近期就分別參演了東方色彩濃厚的格鬥電玩改編電影《真人快打》;由強尼‧戴普監製和主演、以美國攝影師尤金‧史密斯揭露日本企業汞污染醜聞為題材的傳記電影《惡水真相》;還有查克‧史奈德的喪屍奇片《活屍大軍》。不同類型、角色、拍攝規模的國際電影,如今都不約而同為真田廣之預留一個重要位置,難怪近年外媒給了真田廣之一個新外號:全好萊塢最忙碌的日本人。
然而在美國的奧斯卡,雖然最佳影片已經有過非英語片的紀錄,具有評審資格的影藝學院成員也來自世界各地,不過身為國際性影展,即便已經相當程度地撇除了公關層面的影響,難免還是擺脫不了政治正確的包袱。但這並非壞事,因為政治正確和作品優秀與否的關聯,就在於敘事者如何陳述他們的觀點及故事的脈絡。
實際上,人並不會特別發覺,電影與病毒是資訊傳播的一體兩面,既是物質——前者肉眼可視,後者則不可視——也是傳播基質之一。如此說來,對人而言「感知」的變造與「疾病」的演化發展,其實正是一條難以直接聯想的雙向道。畢竟,我們通常不會覺得無數的電影畫面或影像使我們真正感覺到「病」了,不過它們的確「癱瘓」、「麻木」了我們的感知。
他跳脫過往類型電影的窠臼,不再讓降頭成為「為嚇而嚇」的工具;反而將降頭元素重新包裝,以人文關懷的視角,藉由「尋找」的舉動,不僅是尋覓解除降頭的方法,也通過這趟旅程,重新回望一切的降頭之淵──馬來西亞的歷史之根。
二份膠捲所代表的叛國與愛情看似天差地遠,卻又像一體的兩面,妻子欲望所構成的幻覺可以推進實踐到什麼地步,成為電影最大的懸疑所在,最後的高潮正發生在二份膠捲所代表的認知疊合之時。
就電影風格而言,濱口與是枝皆以寫實見稱,習慣以細碎日常交代情節,但更重要的相似之處,是他們兩人所選用的故事主題,往往都從一種虛構、偽冒的角色關係,延伸到倫理與情慾的逾越。
記得曾聽她提過自己來自中國頗有背景的家庭,以及她拍完片後,由於題材敏感導致底片差點帶不回美國的故事,但在我的紐約回憶裡,她整個人由裡而外就是一個吉普賽詩人、嬉皮還有印地安人的綜合體,對我來說,她身上最找不到連結的大概就是資本主義與(所謂)中華文化吧。
儘管所有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但基底的肉身依舊還在,肉身是看待這些變化的見證者。如今,電影建立參與式場景早已不是稀有種(比方,VR 電影更加強調「沉浸其中」的感知經驗),不過以沉浸視角探索身體如何沉浸的故事場景,卻顯得十分趣味。
溫蒂妮所經歷的魔幻也像是對女性與神話形象的反思,當詛咒所施予的不只是男人也落在女人自身,彷彿困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溫蒂妮也開始有了主體性,她既是現實中的職場女性,也是概念上的神話精靈,角色以肉身之姿進入敘事,卻化為精神上的概念在後段消失,男人最後的呼喚於是有了愛情與歷史的雙重性。
當導演男友不選擇演員女友出演時,角色的原型是否就是過往那未曾逝去的舊愛?還是將枕邊人的私隱搬上銀幕?藉由男女言談間的爭鋒相對,以生命作為懸線,拉扯著彼此關係的信任與平衡,試探一段關係如何從完整中破裂,再從邊緣裡修復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