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它的雜誌
台北的問題點，是故事很少，而且每個都很剛硬，台北的解決方案則是讓故事變多，而且透過更好的說故事技藝，吸引原本故事外的聽眾和讀者進入到故事中，從而理解到在那個消失已久的過往裡，原來我們都曾「共同擁有」歷史的一部分，或許，我們也不是唯一有苦難的人。
我在麥當勞打工，並發現了反抗的快樂
作為這樣有著嚴格規範和階級制度裡的小螺絲釘，我們很喜歡進行這種不服從的活動。高階主管看起來很溫和，但中階主管，也就是那些因為做很久而變成主管的主管，則可能會是不得人心的類型，他們擁有過大的權力，或不太知道該如何運用權力，招惹他們變成了我們的消遣。
別管純粹主義者怎麼說——只聽不讀不算偷懶或作弊
直覺上，我們似乎認為閱讀比聽書更高級，這也許是因為睡前故事都是講給兒童聽的，或是口耳相傳的故事通常會令人聯想到印刷媒體出現以前的古文明。但這合理嗎？如果好好坐下來、用雙眼去解讀書面文字這件事在未來幾年內逐漸消失，就像有線的老式家用電話被你口袋裡的無線手機取代，或現金讓勢給便利的信用卡那樣，我們究竟會因此失去什麼呢？
噢，順道一提：我懷孕了
帕拉斯在過去的懷孕經驗受盡煎熬。她流產了好幾次，有一次，剛出生的小女嬰甚至驟然而逝。（除了哈洛，她目前還有一名 2 歲的兒子。）疫情加劇了她對懷孕的焦慮，她不想觸自己霉頭。「孕婦如此容易被感染，整個懷孕期間我都害怕自己會死，或者孩子會死，」她說。「我覺得能順利生產實在是太幸運了，真難以置信。」
氣候變遷、政局混亂、疫情紛擾 —— 該不該生小孩？
近兩年來，COVID-19 所造成的創傷，也讓一些準父母猶豫了。對聖地牙哥 41 歲的律師瑪格麗特．米德爾（Marguerite Middaugh）來說，疫情加上氣候相關災害，促使她暫停了第一胎的生育治療。「看到人們不打疫苗，不關心他們的社區，」她說。「這真的讓我猶豫，我是否該讓孩子來到這樣的世界。」
當住房成本、大學貸款負擔不斷攀升，更別提千禧世代所謂的性衰退（其中最年長的如今已屆齡 40），都成為許多人計劃生育的因素，同樣地，生存的威脅如今也是評估生育的部分原因。
西班牙大體回收員：當移民在海上死亡，他將他們帶回家
根據追蹤死亡人數的非政府組織「行走邊界」（Caminando Fronteras）的數據顯示，在今年上半年，有 2,087 人在試圖前往西班牙海岸的途中死亡或失蹤，其中包括 341 名婦女和 91 名兒童。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是一個計算數字更保守的聯合國機構，今年迄今已記錄了逾 1,600 多名死者。
熟能生巧，你確定嗎？
在兒童電視節目 Record Breakers 每一集的尾聲，羅伊．卡斯爾（Roy Castle）都會唱：「如果你想成為最棒的，如果你想打敗其他人，你需要專心致志。」但這樣做就好了嗎？18 歲的網球明星艾瑪．拉杜卡努（Emma Raducanu），今年看似橫空出世地在美國網球公開賽奪冠，引來諸多關於她童年生活的猜測：是什麼原因，帶來如此驚人的成功？或是，這也可以用那句俗諺作結：「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當 COVID-19 竊取他們的嗅覺時，這些專家損失了更多
「這是我們維生的工具，我們發現問題的方式。」巴雷說。她在距離卡爾卡松不遠的法國西南部小鎮利穆（Limoux）的一家葡萄酒合作社工作。「我們用嗅覺來描述葡萄酒，但也用來分析和批評它。」「這就像拿走瓦工的水泥抹刀。」她說。「非常令人沮喪，而且讓人很傷腦筋。」
「他不執政，他蒐集謠言」盧安達人早已習慣間諜軟體的跨國監視
在盧安達國內，卡加梅沿用該監控系統作為一種高效的社會控制工具，並交由政治敏感的 RPF 幹部管理。「整個國家就是一台間諜機器。」卡加梅的前經濟顧問大衛‧辛巴拉在我為自己的書蒐集資料時告訴我。「軍隊、警察，他們來到他的辦公室告訴他事情。他不執政，他蒐集謠言。」
為什麼不是所有的伊斯蘭極端分子都受到塔利班勝利的鼓舞？
毫無疑問，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勝利將歷史性地推動世界各地的暴力伊斯蘭極端分子，鼓勵他們推翻和取代當地政權，但這也揭示了過去十年削弱聖戰運動的深層隱憂。
遠端工作改變了殘疾人士的生活，現在別帶走它們
桌子擋住了路，椅子在平坦的路緣石上，露台建在無障礙停車場上。自英國解除封鎖以來，從商業角度來看，街頭餐飲的激增是件好事，但對於輪椅使用者和行動不便的人來說則不然，他們表示因為這些新的障礙而無法在家鄉四處走動。
職場性騷擾發生後，企業除了道歉之外更積極的作法
該案件已判決確定，法院於判決中審酌公司於「知」有性騷擾事件後，並無立即開啟調查程序，亦無安排將主管或受害員工調換單位，仍將受害員工置於加害者的管領之下，致受害員工身心蒙受巨大壓力等情形，認定公司確知性騷擾事件而未「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判決公司也必須賠償受害員工的精神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