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採用的點子堆積如山⋯⋯」—— 訪插畫家 keigo
我會在網路上瀏覽各式各樣的圖像,之後在筆記本上邊塗鴉邊等靈感浮現。我思考過後畫出的作品大部分行不通,只能留心剎那閃過腦海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雖然可以在腦中瞬間完成構圖和點子,但那種情況一週頂多只會發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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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在網路上瀏覽各式各樣的圖像,之後在筆記本上邊塗鴉邊等靈感浮現。我思考過後畫出的作品大部分行不通,只能留心剎那閃過腦海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雖然可以在腦中瞬間完成構圖和點子,但那種情況一週頂多只會發生一次。
出道至今,佐內正史在拍攝雜誌封面人物與廣告導演的工作之餘,出版超過二十本攝影集;不僅由大出版社發行攝影書,或出版社企劃以太宰治等作家著作延伸的視覺書,更在十年前創立個人出版品牌「對照」,以超大的開本與特殊紙張設計攝影集。他笑說,自己都把賺來的錢花在出版攝影集了,同時,在每一本銷售出去的書上慎重地簽名作畫,讓每一本書成為一件獨一無二的時間創作。
他瘦骨嶙峋,卻神采飛揚,淡然之中總有著用不完的精力。他震驚舞壇——更啟發了諸多門生。今年是摩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1919-2009)誕辰百年,亦是他逝世十周年之際,曾在康寧漢舞團與他共事的四位昔日學子接受《衛報》專訪,回憶這位令他們難忘的恩師
事情似乎比表面上看起來的更為複雜。在《炒飯》(又名《米飯畫》)的系列作品中,藝術家用畫框框住的內容,是常見於坊間餐廳櫥窗的食物模型——蠟製薑黃飯,間或在凹凸不平的飯上鑲嵌著鐵環、鋼絲、鉤子與海鮮一般的配料。藝術家刻意留下非食材線索的餐點樣品以「繪畫」的形式掛在牆上時,「繪畫」這個藝術最傳統的類型所在意的作品與現實(reality)之間的關係,能夠被套用在《米飯畫》上嗎?到底這樣一件作品指涉著什麼樣的「現實」呢?
正逢日本動畫導演今敏逝世十周年,近期《藍色恐懼》與《東京教父》數位修復版接連重映,讓影迷能進入戲院親炙今敏針砭日本現代社會與人性面目的震撼力度。本文意在探討今敏在《藍色恐懼》與《盜夢偵探》裡所使用的科技元素,與現代人多重存有焦慮之間的密切關聯。此外,也借用今敏的早期漫畫作品(如1984年的短篇科幻漫畫《虜》)(註1)與他後來的動畫作品相互對話。
不過我們究竟是如何為事物命名的呢?德勒茲曾在《意義的邏輯》一書中有過討論。當我們能夠用一個「命題」去表述事物時,事物足以迸發成為或具有「意義」。但意義是抽象的,若沒有對應其在世界中所指稱的事物,命題就不成立,而若沒有了描述,人們又感覺自己在事物中也找不到意義。一個命題產生的時候,其實就是一種命名的過程,而命名的過程即是一種確定「實存」(substance)的過程。
我們或許可以將《Hijacker:{,}》這個作品理解為「夢境視覺化」的嘗試,這在腦神經與認知神經科學上當然並非創舉,不過,如果我們把這件作品放在藝術的脈絡下來思考,就會發現這件作品與其他科學學門的嘗試以及藝術史中其他作品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藝術家並不把問題意識單純放在做夢者本人夢境的顯像化而已,他還提出了一個集體記憶與文化上的挑戰:如何把「夢境視覺化」放在「共同的圖像文化」的基礎上來理解。
疫情在台灣似乎不再令人恐懼,只要口罩戴上,維持安全距離,便可以參加自解封後逐漸恢復舉行的大部分活動。但要從台灣飛出去一遊,應該還是處於依憑想像的階段。不過,一旦可以放心出遊,有兩間美術館的登場讓人非常期待能夠親自造訪。
對我而言,靈感從不是猛然迸發,而是種穩定的涓流。不過上一次真正感受到靈感大增,是2013年從柏林的 Pictoplasma 藝術節回來時。我在短短幾天內,欣賞了眾多令人稱奇的藝術作品,而後我便在座位上不斷地畫著,那種停不下畫筆的感覺很棒。有時觀賞完喜歡的藝術創作後(例如吉卜力工作室的電影),也會有同樣感受。
「台灣創作者處理難民議題?」我身邊的朋友,一聽到《阿依施拉》的題材,脫口而出都是這一句。但是劇作家張代欣以書信與獨白拉出難民心情的縱深,深深淺淺如一抹水墨印痕,時不時有針砭警句,如「我們只能不斷看著自己的錢漸漸被用盡然後? 等死嗎,沒辦法工作」,具體勾勒出難民逃到別國之後的嚴峻處境,令人耳目一新。
故事在劇場裡上演的同時,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細細思索,發現有另一件事正與悲慘情節同時發生,那就是平時生活苦悶、情緒壓抑的觀眾,在劇場的瘋狂裡,由於恐怖、悲傷,悄悄將將能量釋放出來。離開劇院後,他們又成為更好的人,胸口有張看不見的嘴暗暗尖叫過,身體便再度輕盈起來,投入健康的生活。
企圖捕捉生活瞬間,對手機隨身的人來說輕而易舉;我們總能快速製造許多「現場」也更加速地遺忘它。本期為《週刊編集》繪製封面的日本插畫家Norikazu Hatta,他的插畫作品是描繪攝影所沒有留下、日常生活片段間的縫隙。當那些時光的縫隙再次以筆畫呈現時,會令人恍然大悟,自己曾擁有過那些微小卻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