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奧斯卡：去公關化之後，政治正確呢？

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受到疫情影響，許多大片紛紛延期，紅毯上不如以往的眾星雲集；但這也讓許多獨立製片在今年得以嶄露頭角，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就作品本身而言，這真是最壞的時候，卻也是最好的時候。

在轟動全球的 #MeToo 事件被踢爆之前，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一直以來都從公關下手左右奧斯卡風向，對美國影壇造成了不少負面影響。也許這正是不走菁英路線評審團制度的奧斯卡，必然會面臨到的問題：由於有投票資格的會員未必看過所有的影片，所以印象和形象自然就變得重要；而溫斯坦確實深黯此道，由他監製的《莎翁情史》和《搶救雷恩大兵》角逐最佳影片的那一年，他甚至出動了女主角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和會員握手拜票。

不過，雖然後溫斯坦時代的奧斯卡無法完全撇除公關層面的影響，但疫情讓不少有資金砸大錢在公關上的電影都打了退堂鼓，因此這種起跑點不平等的公關競賽帶來的影響相對較小。所以，與其說今年的奧斯卡別開生面，不如說它總算還給了那些傑出的劇情片應有的舞台。

然而，公關層面的因素依然不可能完全被撇除。《寄生上流》能在去年同時在坎城和奧斯卡兩個審美標準迥異的影展奪魁，固然是因為這部片在藝術和通俗之間拿捏到一個巧妙的平衡，但該片在奧斯卡典禮前動作頻頻也是不爭的事實。該片的北美發行商 NEON 不但巧妙地操作上映日期和廳數，讓該片僅在三家戲院先製造出口碑才拓展廳數，奉俊昊本人更是為了宣傳短暫移居洛杉磯，好接受採訪增加曝光度。

話說回來，所謂「巧妙的平衡」到底是什麼？《寄生上流》簡明的三幕劇結構，以及普世的貧富差距問題，自然能獲得奧斯卡影藝學院的會員雅俗共賞，但在坎城就未必如此了；在坎城，該片會獲獎也許是評審團給奉俊昊一個遲來的公道，就像《小偷家族》或許不被公認為是枝裕和最好的作品，但既然要在坎城發跡都得從一種注目（un certain regard）單元開始，因此只要作品有維持在一定的水準，透過影展的效應給予影人適切的評價，其實是深黯影展運作邏輯，卻又懂得在這樣的現實中維持初衷的折衷作法。

然而在美國的奧斯卡，雖然最佳影片已經有過非英語片的紀錄，具有評審資格的影藝學院成員也來自世界各地，不過身為國際性影展，即便已經相當程度地撇除了公關層面的影響，難免還是擺脫不了政治正確的包袱。但這並非壞事，因為政治正確和作品優秀與否的關聯，就在於敘事者如何陳述他們的觀點及故事的脈絡。

如此一來，同樣是講述顛沛流離的生活，為何《游牧人生》可以奪魁，而《夢想之地》卻只拿到演員獎項？似乎就比較可以理解了。《夢想之地》固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個人其實也比較喜愛這部作品，但其問題出在劇本層面，以及美國白人觀眾比較無法理解亞裔所懷的美國夢與親情的羈絆。儘管這部片從頭到尾都緊扣著親情，並富含著許多細膩的情感描寫，但串起這些情感的鋪陳卻含混不清。其中問題主要是出在蛇與小男孩心臟的伏筆，最後以小男孩（可能）心急阿嬤會被蛇咬到，所以趕緊跑去找阿嬤的橋段收尾；但這兩個伏筆都是假問題，因為心臟從頭到尾都沒出狀況，蛇的出現也不具威脅性，因而觀眾的擔心彷彿都是虛驚一場。

相較之下，《游牧人生》故事裡的地域性反而讓美國之外的觀眾較難以共鳴。台灣有些觀眾會覺得該片暴露出導演的中產階級觀點，但對美國人而言，《游牧人生》的價值觀其實較容易理解；居無定所的主角乍看之下是找到了新的對象，但對念舊的她而言，並不是沒有家，只是最親近的家人都已經過世了。對較為重視物質生活的（文化上的）華人來說，也許會比較難理解這樣的糾結。

疫情之下的美國有太多的生離死別，經濟的不穩定也造成許多人流離失所，當前的國情正好和片中主角的處境不謀而合，《游牧人生》想必更能引起美國觀眾的共鳴。再加上趙婷充分利用大銀幕的效果，讓主角在這部公路電影的空鏡頭中顯得渺小，以及片中拍攝遊牧族當事者本人這類可以回溯到義大利新寫實電影的手法，最後勝出成為奧斯卡以及威尼斯最大贏家，自然也就不讓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