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麥當勞打工，並發現了反抗的快樂

暑假去速食店打工的經驗告訴我，只要能達成目標，沒人在乎我是怎麼做的

在準備考大學之前，我在麥當勞找到一份暑期打工，我立刻就發現一件好事和一件壞事。好事是，只要加入麥當勞成為「夥伴」，就能免費獲得一件制服；壞事是，每次輪班都必須穿著它。制服的褲子寬大，上衣則有深藍與白色相間的條紋。據《人力資源》雜誌報導，這是雷諾・麥當勞（Ronald McD）嘗試使用「原色和條紋，搭配仿若量身打造的套裝」。但即使是搭配上讓你看起來像影集《雷鳥神機隊》裡面的崔西家族成員的船形帽子，那套制服也沒有太大的力量。而且算不上是一套西裝。難怪員工都到店裡才換上制服，或是在外面罩著超大的大衣。

我很快就學會了幾件事。一是在工作和生活中，每個人都有一個角色：關鍵在於如何找到它。我的工作內容是在巨大的鐵絲籃裡輪流炸魚排和冷凍薯條。此外，我也學會了確保架上有足夠材料能配合快速協調運作，並適應了總會有客人想在以同質化商品為本的連鎖餐飲要求客製化餐點，讓店員混亂不已。

我也會輪班煎製漢堡、起司堡和大麥克所需的漢堡排，這差事又熱又累，輪班幾回就受夠了。那個煎普通漢堡的人，通常是個魁梧、有男子氣概的男性，他就像是一名鍋爐工，在一列速度快到可以在日落前抵達曼徹斯特的蒸汽火車上工作，這一切都讓人想到維多利亞時代。但老實說，我從來都不擅長這份工作。證據發生在輪到我煎四盎司漢堡排的時候，這些肉排更厚，需要兩面都煎焦才能把中間煮熟。有一天，我忘記注意這點，結果看著八個被咬下一大口、沒熟的漢堡排，被作噁、憤怒的客人退回，我不禁猜想他們是在去急診室的路上先來退貨。

從這樣的日子和這樣的事件中，我領悟到最好將自己的特定天賦與後天的每一分努力匹配發展。以在麥當勞打工這件事來說，我的成長背景就有所幫助。我在一個幫忙做家事是義務的家庭中長大，尤其我又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清潔窗戶、吸地、清洗油漆和踢腳板、擦拭櫥櫃⋯⋯我必須完成這些事情，才能開始屬於我的週末。加上我一直以來都必須自己賺錢買我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從 12 歲就開始送報紙，後來甚至在連鎖報刊經銷商工作；我天生就不排斥拖把或掃帚，自然而然就被麥當勞的工作內容吸引：維持桌子與餐廳整潔，以及附近街上垃圾的清理。

清理垃圾是地方當局的規定，也是我們最優先的工作。與此同時，乾淨的餐廳反映了麥當勞的口號：品質、服務、衛生。員工們為獲得綴滿閃亮星星的夥伴等級徽章，必須進行考試，而這些口號便是一再反覆的重點。

正是在這個結構中，我很快意識到：只要有具體的成果，沒人在乎我人在哪裡、做了什麼，或者我是怎麼做的。這對我日後的職涯很有幫助，我替《衛報》寫了七年的「日記」專欄，工作方式可說是大同小異。

麥當勞的其他同事也都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一如往常地，有些人得寸進尺。曾有一名同事拿著垃圾袋，大搖大擺地離開去撿垃圾，結果離開的時間久到令人起疑。最後，她拿著垃圾袋從一間電影院走出來。

作為這樣有著嚴格規範和階級制度裡的小螺絲釘，我們很喜歡進行這種不服從的活動。高階主管看起來很溫和，但中階主管，也就是那些因為做很久而變成主管的主管，則可能會是不得人心的類型，他們擁有過大的權力，或不太知道該如何運用權力，招惹他們變成了我們的消遣。在 1970 年代末，其中一種能成功惹毛他們的方法，就是不經意地大聲說出一個包含「工會」的句子。麥當勞不喜歡工會。而我們喜歡這種同在一艘船上的感覺，這讓惡劣和壓力龐大的工作環境變得可以忍受。

我也在那裡學到了一些關於對與錯的事，也許還學到一點干預主義的實踐。在收銀台工作時，我發現給警察免費食物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做法，以期他們能在餐廳有麻煩時，迅速到場協助陷入困境的員工。但是，儘管警局很近，而且巡警無處不在，警方總是很慢才來。在某次他們又姍姍來遲後，我裝了幾袋漢堡、薯條和蘋果派給被派來的警察，並不自覺地笑了笑說：「一共是 15.5 英鎊」，然後看著他困惑的身影回到外面的警車和同事拿錢。 在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學會了如何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