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鼻環、一輛腳踏車、一張電台司令專輯:我愈來愈「大眾」,但我還滿喜歡的

我曾以憤世嫉俗來掩飾不安全感,但事實上,我不過只是另一個都會千禧世代的一員,且從未如自己想像那樣與眾不同

一夕之間,我也開始聽電台司令(Radiohead)的歌了。對那些早已透過〈Weird Fishes〉一曲得到超脫的數百萬人來說,這一點也不足為奇。但在此之前,我都堅決拒聽電台司令的音樂,因為我覺得他們只適合男生聽。現在,用電台司令主唱湯姆・約克(Thom Yorke)的話來說,好像我在牆上打了個洞,從那可以看到我從未意識到的另一個維度。

近幾個月,我的生活發生了一系列劇烈的轉變,這些轉變使我對自己完全改觀,而聽電台司令的歌只是其中一個。過去七年我堅持絕不在倫敦騎腳踏車,現在卻成了一個討人厭的腳踏車福音戰士。

我終於搬到了我早就看中、但因為怕淪為文化笑柄而宣稱絕對不會去住的地區;我答應過我媽不會在身上刺青,但還是刺了;我還當起了 DJ。如今,我開始跟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男人約會時,玩著手上那些愚蠢的小戒指、喝著新鮮的萊姆汁和氣泡水。我以前總說這些飲料「令人作嘔」,但因為我現在不怎麼喝酒,才發覺這飲料喝起來其實很清爽。某天醒來,我開始吃花生醬、吃堅果、吃番茄;我甚至約好要去剪個瀏海。我所有的「絕不」都被我拋諸腦後了。

這些表面上的變化雖然看似微不足道,但象徵著某些堅定信念的瓦解,而這些信念原本(應該)是我用來構築自我認知的基礎。在定義自己的時候,除了用自己「是什麼」來立論,我們同時也會關注自己「不是什麼」,至少我是如此:我不是會去那種地方、穿那種衣服、喜歡那種東西的人。但現在看來,我可能就是。

而且,這些改變讓我愈來愈貼近某個特定的刻板形象:身為中產階級與都會千禧世代的創意產業工作者。我有鼻環、為衛報寫作,天哪!最糟糕的是,我一點也不在意。老實說,對刻板形象投降後,我出乎意料地感到自由。你可能認為遵循某個特定類型的標籤會限制自己的選擇,而我發現事實正好相反。

選與不選

回顧過去,我意識到自己一直下意識地將大量精力花費在「消極選擇」(negative choice)上。這個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在 2019 年的著作《為什麼不愛了》提出,並因《巴黎評論》的一篇書評而開始廣為流傳。在書中,易洛斯細細檢視關於「性、消費或情感選擇」的哲學,她認為這些都已然成為「在自由主義政體中,自我與意志被賴以組織的主要手段」。

易洛斯主要關心的是在當代消費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愛(誰不關心愛呢?)。對她來說,「消極選擇」意味著以拒絕、不承諾和不斷調整偏好,來分析現代浪漫關係中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她將此現象延伸連結到晚期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不穩定經濟環境,其中包含短期租賃與零工合約。

但我讀完《為什麼不愛了》之後,自己在心裡擴展了「消極選擇」的定義,以補充易洛斯的分析。易洛斯提及了「選擇」何以在當今資本主義下成為我們與自己及他人建立關係的基本手段之一,她寫道:「現代主體藉由蓄意行使選擇各種物品的能力,而得以邁入成年階段,如其服裝品味、其大學學位和職業、其性伴侶的數量⋯⋯(中略),一切都因『選擇』而來。」

我翻轉了一下這個概念:假如「選擇」,尤其是直接由消費主義出發的選擇,是我們當今建構自我最主要的方式之一,那麼當你將大部分時間花在「不選擇」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直到最近,我發現我對於會積極做出選擇的自己非常陌生,但我卻非常清楚自己不是什麼樣的人。當你對獨特自我的認知是由你不能、不會跟不該參與的所有事物所指引時,你的世界會變得有些狹窄和無趣。這也會讓你在遇到有人冒犯你所精心塑造的高尚品味時,更容易產生不安全感,或對他人不屑一顧。

漸漸地,我翻轉了這種看待事物的態度。也許是年齡漸長,以及其他原本堅若磐石的信念也逐一粉碎,我不再執著於過時的「獨特性」概念,也不再為了展現獨特而對一切提出質疑。結果,我開始想嘗試那些曾被我拒於門外的事物。事實證明,在內心深處,我的偏好其實可能有點,嗯,大眾,但我從未感到如此自在且充滿自信。

總之,我意識到我對獨特性的理解是錯誤的。我太專注於我的「選與不選」,太想證明自己別具個人特色,但在這 80 億人的世界裡,獨一無二的個人特色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也許,真正的獨特在於認知到「不一樣」並不重要,別在乎這些,好好走自己的路,就算這條路於各方面都很平凡。無論如何,如果放下對獨特性的執著可以讓我不斷狂聽〈Weird Fishes〉,那不管讓我選幾次,我都會選擇成為芸芸大眾的其中一員。

現代人經常透過消費時的「選與不選」來建構自我的品味及個人特色,卻可能因過度專注於「消極選擇」而限制了更多可能。(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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