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它的雜誌

台北,作為台灣的首都,需要一本以它自身為名的雜誌,這不是為了發展觀光的需要,而是要來終結台灣半世紀來人心的紛擾,重新出發。

台北市發生過二二八事件,當年的武裝鎮壓與隨後的長期戒嚴,讓民間社會噤若寒蟬,另一方,隨國府轉進來台的軍公教,則在此陌生地插居落戶,開展憂欣參半的新生活。五〇年代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大批農村人口轉進,在城市周邊混居,台北規模初具。進入新世紀,台灣已經解嚴,工廠陸續搬遷,大馬路邊豪宅林立,但近一世紀不變的是:台北人並沒有一個共同接收與認可的市民認同——你的、我的和他們的「台北」各不相同,平時大家遷就於社會分工角色,隱瞞不語,但到了選舉時刻便仇語相向,互指對方撕裂族群。

其癥結原因,來自各個繼承自身生命歷史的人,不承認別人的生命史。人們只在自己的苦難中理解台北,建構自我和城市的私有敘事,囤積仇恨的火藥,然後在適當時機相互攻伐。如何解決?完整地執行轉型正義程序是一個方案,但如今看來已經太慢太遲;回到敘事和認同的文化理解角度,創辦一本名之為《台北人》的雜誌,也許是一個收效宏大的解方。

台北的分裂與膠著,來自不同族群堅持自身敘事,無法尋求共同的敘事,這種敵視的內在創傷感,必須透過更深與更幽微的他人的故事,才得以減緩或轉移。台北的問題點,是故事很少,而且每個都很剛硬,台北的解決方案則是讓故事變多,而且透過更好的說故事技藝,吸引原本故事外的聽眾和讀者進入到故事中,從而理解到在那個消失已久的過往裡,原來我們都曾「共同擁有」歷史的一部分,或許,我們也不是唯一有苦難的人。

《台北人》可以述說這個城市的開創者(例如杜聰明醫師)、可以考究最著名的通衢大道的生命史(例如中山北路)、可以發掘地鐵、河流、搖滾樂手(「台北不是我的家」?)、社會運動(五二〇和反杜邦)的來歷和後續,當然也可以直面目擊萬華果菜市場的一個清晨,那些最奪目的與最不堪的都是台北故事,在一期一期的閱讀裡,我們自身的故事開始包攏進別人的故事,成為更好的理解者,也許某一天,我們知道多了,會開始因身為台北人而覺得有一絲絲榮光感(原來一切都不簡單,也不容易),而開始能為台北的未來攜手努力。

當然,《台北人》編輯部必得是一群有抱負的人,他們得看得清故事在虛偽和真摯間的分界,而且深信台北值得一個比現在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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