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〇年代的插座、零食、貼紙,與有朝一日要擁有的土星主機——插畫家史蒂芬・莫里斯・格拉漢姆
史蒂芬・莫里斯・格拉漢姆的插畫線條大膽、色彩繽紛,且總是讓人會心一笑。上班偷畫畫、甚至畫到被解僱的他,原本不知道未來該何去何從,而畫畫逐漸成為表達情緒的出口。史蒂芬的創作靈感來自科技、社群軟體、二手書以及他的最愛:電動。在一系列插畫中,處處可見史蒂芬對遊戲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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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莫里斯・格拉漢姆的插畫線條大膽、色彩繽紛,且總是讓人會心一笑。上班偷畫畫、甚至畫到被解僱的他,原本不知道未來該何去何從,而畫畫逐漸成為表達情緒的出口。史蒂芬的創作靈感來自科技、社群軟體、二手書以及他的最愛:電動。在一系列插畫中,處處可見史蒂芬對遊戲的熱愛。
離開的那天,車子終於開過墾丁大街,觀光客在攤商前排著隊,要買「風景區」才有的那種一整顆椰子汁。一行人在鵝鑾鼻燈塔下拍了張合照,幾個小孩身上都和我們年輕時一樣,飄著鹽的氣味。海風徐徐吹來,吹過青春的足跡,我們被別人難以明瞭的經歷聯繫著。
我和我的鄰居有很多共同點,像是我們對隱私的重視程度,都沒有高到會去擴建圍籬。反之,我們選擇隔著圍籬仇視彼此,像是早期監視風格的實境秀,。這樣的關係也有一種舒適感。當疫情蔓延,外頭的世界變得不那麼熟悉,我知道鄰居山姆的生活仍會在背景上演。
我們討厭的人,為什麼討厭呢?我們能說好幾個厭惡的理由,卻常常說不出我們在意的點。離別是消失,辦公桌上不見的名牌、共用衣櫃裡頭少了一個衣架,都讓讀者與裡頭的角色頓了幾秒。那幾秒是尋找共同感受的時間,我想起少年時期轉學離開的同學,那個討人厭的轉走了,下課少了些喧鬧。
寫作需要很多信念,尤其是寫長篇小說。最考驗信念的時刻就是你已經寫了500頁好故事,卻不知道該怎麼收尾,但這時候還是要相信,而且一定要相信會有個收尾的好方法。我會試著放輕鬆,相信自己一定會找到寫完這本書的方式。
成癮藥物發展與管制史的主調便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管政府如何打壓,藥物的生產與使用從不見衰退。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的人依舊在街頭、在家裡,以身試藥,用自己的身體當成不知參雜何物的化學物質生體實驗。有些人得到愉悅,有些人得到傷害,但沒有人是贏家。
石內都不斷以攝影觸碰一切痕跡、印記,撿拾起時間所遺下之物,由此實現她獨特的時間物誌學。這絕非是發自對殘物的迷戀、或將拍照作為對消亡的逃避,而是以時間自我兌現,透過永久暫止的一瞬映現出時間的持續流動。
儘管熱浪來襲,法國安錫動畫影展活力十足的觀影傳統仍延續至今。黃心健入圍 VR 競賽的作品《輪迴》(Samsara),為今年入圍安錫競賽唯一的台灣作品。台灣今年以線上方式參加安錫另一重頭戲——MIFA 國際市場交易會。
希區考克承認了電影本身的罪之誘惑:讓我們在不被窺探的情況下,去觀看他人的生命。早在六年之前,他便以《後窗》做過同樣的事。但是《驚魂記》更進一步,將男性凝視發展到最淫褻好色的境界,並就此改寫了往後的電影。
「川劇」,這流於邱炯炯血液中的因子,已成為專屬於他的獨特電影語言,更早從此部作品便能窺見一二。尤其邱炯炯對音樂的運用,可是從川劇為思考點出發,力邀表妹刁力力為家族譜曲,所有鼓點的進退、銅鑼與嗩吶的交響出現時機,都能精準在喜悅激昂中襯映出人物的傷感,邱炯炯的電影更像是一齣齣「影像戲曲」,吆喝一聲,引吭數首,暢快淋漓。
有些厲害的導演與創作者,在事前溝通便能精準講出內心期待與想像,但更高竿的人往往能輕描淡寫地引導夥伴進入與他一樣的思考領域、進而給出更多可能。即便他內心早已有了明確的答案,但因知曉每位創作個體的差異與獨特性,懂得在「因材施教」之間挖掘同伴的更多想法,因此最終能創造出1+1=3甚至 1+1= A 的有趣結果
英國《衛報》和樂評網站「Pitchfork」將The Smile評譽為電台司令最好的支團,大概是在說湯姆和強尼這對自1980年代在牛津一起闖蕩的搭擋,在分別任性地單飛多年後,終於孵出了一個類似2.0或3.0的電台司令。強尼開始認真在The Smile裡彈起吉他,湯姆繼續寫詞調侃那些他討厭的人;除了政治領袖,當然也包括那些惡名昭彰的演藝圈人士及當代「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