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噪音投訴和外送被偷之間,我和鄰居亦敵亦友

好幾個月,我們站在圍籬兩側、彼此仇視。接著有一天,某些東西飄過了後院的圍籬

這件事發生在我們住進新家後的第一個週三,下午4點:一份意想不到的禮物出現在我家門口——棕色紙袋裡裝著一份南瓜沙拉、一份提拉米蘇,以及一罐飲料。

這不是我平常會點的東西,或曾點過的東西,但我收下了它,因為它的收貨人是「山姆」(Sam),那是我另一半的名字。山姆不在家,但他可能會在兩餐之間,用非常明顯是一人份的餐點,給我一個驚喜。作為一個餓著肚子、睡眠失調的新手父母,我願意暫時放下我的懷疑——雖然我根本就不吃南瓜。我不是討厭南瓜。我只是不會去煮它、在餐廳裡也不會點它,甚至也不會想到它。儘管如此,我還是把這份意外收到的餐點帶進了屋內。它寫著,這是給「山姆」的,在我拍嗝巾上的惡魔拉長了聲音說道。當我正要伸手去拿叉子時,重重的敲門聲傳來。

是山姆在敲門。不是我的伴侶山姆。

「你剛剛是拿了我的食物嗎?」他們不爽地問道。
「噢,嗨!抱歉!」我趕著穿過走廊,去補救我那無可否認的失誤,我帶著那包沒打開的紙袋走了回來。「只是⋯⋯我另一半的名字是山姆!」
「當然,」山姆說道。
「是真的。」
「好。」

情況比我想得更糟。這個人不只堅信我偷了他的食物,還認為我甚至為了掩飾我的行跡,替另一半取了假名。據喝著香吉士(Sunkist)、明顯是個成人的山姆所說,我是個態度冰冷的精神病患。

「謝謝,」山姆説,搶走了那個紙袋,氣呼呼地穿過我們兩戶之間那距離12.5公尺的小路。

我和新鄰居的房子被一道高至鼻子的圍籬隔開,可以從額頭以上的視野看見對方的生活。在廚房時尤其容易被看見,面向水槽時,我們很快就懂得要避開對方的眼睛,這是一種無聲的約定,給彼此小小的尊嚴。

不幸地,我們能夠控制、避免的感官更少了。我的鄰居會聽到我家傳出的每一句牙牙學語和惡魔般的大叫,而我也聽得到他們每一次怒氣沖沖的對話。封城期間,在一個特別痛苦的下午結束後,他們模仿我兩歲孩子發脾氣的樣子。作為報復,我在睡前餵了孩子好幾匙 Nutella 可可醬,並讓窗戶大開。

一次深夜,我的鄰居在他們的客廳招待客人,而他們的客廳正對著我孩子的房間。他們在播我最愛的 Hole 樂團專輯,專輯名稱剛好是《活過這場考驗》(Live Through This),他們為主唱寇特妮.洛芙(Courtney Love)響亮的尖音尖叫——我的小孩也在尖叫。我傳了簡訊、穿著睡衣登門詢問,當這兩種策略都「無人回應」時,我別無他法,朝他們的窗戶扔了六個杯墊。一開始一個,接著一次兩個,接著三個。

窗戶突然打開了。

「你還好嗎?!」山姆用一種對待態度冰冷的精神病患的語氣說道。

一點也不。你放了一張我已經忘記的專輯,因為我已經消失在一段不像我的人生中了,我非常、非常寂寞。我們能不能至少對彼此友善一點?

「我的寶寶在哭,」我說道,以一種對自己的選擇極度自信的語調。「可以請你把音量調小一點嗎?」

第二天,那些杯墊出現在我的信箱裡,用多到惱人的一堆膠帶捆在一起。

幾個月後,我們的飛盤飛過圍籬,我的鄰居宣稱他們沒拿到,我便想像他們有個大計畫,把飛盤切開,一塊一塊地寄給我們。

我和我的鄰居有很多共同點,像是我們對隱私的重視程度,都沒有高到會去擴建圍籬。反之,我們選擇隔著圍籬仇視彼此,像是早期監視風格的實境秀,如《Britney and Kevin: Chaotic》或《Big Brother(Australia)》(被砍掉的那一季)。這樣的關係也有一種舒適感。當疫情蔓延,外頭的世界變得不那麼熟悉,我知道鄰居山姆的生活仍會在背景上演。我知道,他們有約會對象的時候會戒菸。他們知道,在一次關於髒衣籃的大吵後,我幾乎要離婚了。那跟髒衣服無關,是那個籃子。

某一次元旦,我拿著一杯紅酒坐在後院。香菸的煙霧在圍籬的另一端裊裊升起。

「嘿,山姆,」我說。
「嘿,艾許。」
「新年快樂。」
「你也是。」
「我能擋一根嗎?」
山姆愉快地笑了。「你這個混帳。」
我笑了。「你還有臉說我。」

空氣迸發出某些新火花。

我說:「下輩子,我們會是朋友的。」

山姆回道:「或許在平行宇宙裡,我們早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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