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真的為憑嗎?
他們發現,如果受試者過度自信的程度愈高,他們就會更傾向支持極端的價值觀,投票率也更高,對政黨也愈發忠貞。⋯⋯,我們可以猜測這種源自於過度自信的偏誤,可能會使人們在接收到與自己所見不同的資訊時,仍然會偏向相信自己的經驗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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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發現,如果受試者過度自信的程度愈高,他們就會更傾向支持極端的價值觀,投票率也更高,對政黨也愈發忠貞。⋯⋯,我們可以猜測這種源自於過度自信的偏誤,可能會使人們在接收到與自己所見不同的資訊時,仍然會偏向相信自己的經驗而判斷。
許多泰國人相信這些靈,而47歲的奇薩納認為,這或許能解釋為什麼泰國幾乎算是倖免於新冠疫情。擁有7,000萬人口的泰國雖是中國外第一個有確診案例的國家,但至七月底確診案例也僅三千多,其中僅58人死亡。「泰國人尊敬鬼魂與靈體,」他說。「我們日日祈禱,而你會發現,我們國家沒有太多確診案例。靈會傾聽我們的祈禱。」
某種小說作者(或謂為小說的某種功用),會將小說視為一種實驗場。有時不懷好意,有時過於冷酷,如上帝考驗約伯信仰,將主人翁丟到各種絕境之中,觀察其反應,抽取其想法。奇妙的是,《猜謎秀》確實是以這般套路前進,所有的角色皆受到某個命題或難題考驗。也如情節安排,有些角色非常有現實感(譬如同病相憐的女鄰居),有些則如虛擬人物,然而這位主角,即使沒讓自己更好或試圖翻身,卻也從來不曾往墮落方向走去。民秀在超商私自動用店內儲備金,雖莽撞不闇職場倫理,又不顧工作責任而斷然離開。然而他自始至終相信人性本善,且熱心助人。只是憤怒著「為什麼是相信人而被騙的人受到懲罰?」
最早的顧慮,是如何將疾病屏蔽於歐盟界外。1月17日,首場新冠病毒電話會議由另一個歐盟機構召開,該機構同樣因一起公衛危機而創立——卻也同樣沒有實權,相關權力仍掌握在各國政府手中。歐洲執委會旗下的衛生安全委員會(Health Security Committee)由各國衛生部代表組成,自2009年 H1N1 流感爆發以來,負責協調、組織跨國界的行動以應對公衛威脅。
伐林與野火不斷,關注卻在全球疫情下退燒,不勝唏噓的是,即便在雨林深處的部落也未能躲過這波疫病流行。政府對原住民的援助逐年遞減,僅存的偏遠村落遭外來者入侵、非法開伐,甚至帶來肆虐全球的病毒。波索納洛否決、作廢種種保障原住民的立法與制度,也導致入侵者更加肆無忌憚。然而官逼民反的結果,是去年至少有7名部落首領於衝突中喪生、24名環保人士遇害,加上今年疫情入侵,亞馬遜部落疾呼「面臨種族滅絕」。
《報導者》與長期關注此議題的馬來西亞調查媒體《R.AGE》合作,調查台灣與大馬間的運毒鏈上被利用的年輕人。我們發現不少年輕人冒著極高風險,挾帶愷他命或安非他命飛到各國闖關,有的少年少女甚至不清楚自己運的是毒。運毒的目的地主要是:香港、韓國、越南、中東、澳洲,還有台灣。
你可以說這是種「金錢恐慌症」:我老覺得自己沒有錢,即便存款就在銀行戶頭裡。我客觀知道自己能點一份17鎊的漢堡當午餐,還會剩下一大堆錢。但坐在餐廳桌前,面對自己的焦慮,我想著總有一天會需要這筆錢。我扭曲的現實源於對未來的恐懼,恐懼將來有一天,會被迫回到那間破套房、繳不起帳單,甚至更糟的是,需要依靠男人。為了保護自己不要因為天真而陷入財務危機,我總讓自己活在一種最壞的假設之中。我擔心,如果讓自己覺得現在手頭上有些錢,一旦窮神真的找上門,會變得更加恐慌。
請注意此一模式:在上述每個危機來臨前,我們首先會經歷到可謂「輕度」的心臟病發,警告著我們正走向極端,且保護我們不受災難性失敗波及的緩衝也已被除去。然而,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案例中,我們都未有認真看待那些警告,以致最終都演變為一場全面的全球性冠心病。
正逢日本動畫導演今敏逝世十周年,近期《藍色恐懼》與《東京教父》數位修復版接連重映,讓影迷能進入戲院親炙今敏針砭日本現代社會與人性面目的震撼力度。本文意在探討今敏在《藍色恐懼》與《盜夢偵探》裡所使用的科技元素,與現代人多重存有焦慮之間的密切關聯。此外,也借用今敏的早期漫畫作品(如1984年的短篇科幻漫畫《虜》)(註1)與他後來的動畫作品相互對話。
1988年首映的《新天堂樂園》是我初識電影時的最愛,故事以戰後義大利西西里島的虛構小鎮戲院為背景,描寫小男孩多多(Toto)和放映師艾費多(Alfredo)的忘年情誼,和橫跨超過40年的電影院興衰。對我而言,本片永遠代表著屬於戲院的神祕與鄉愁,「Alfredo」這個名字也成為後來開始寫作時選擇使用的筆名。
溫德斯巧妙地以耳朵代替眼睛,用聲音取代影像,更將蘇聯導演狄嘉.維多夫(Dziga Vertov)主張電影應走入民間探查的「電影眼」(Kino Eye)理論,轉換成一種聲響先行,也以聲音工作者為本位的「電影耳」(Kino Ear)手法,不僅讓觀眾一探聲音設計師的幕後工作紀實,也隨著收音麥克風的走訪,細細聆聽屬於這座城市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