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理查：反自然的超性力量
理論上 〈Tutti Frutti〉 的歌詞和名叫蘇（Sue）與黛西（Daisy）的女孩有關，但似乎還有弦外之音（註2）。〈Long Tall Sally〉 一開頭就是近乎單調的嘶吼，小理查的聲音彷彿在哀嚎；⋯⋯。小理查的音樂是「全性戀的」（omnisexual），彷彿來自外星，跨越了英國青少年甚至未曾意識到的藩籬。
山，與青春的遭逢——導讀《輝耀之山》
我轉頭眺望對面的西壁，這時上百萬顆閃閃發亮的光點在我周圍盤旋，令人為之目眩。起初，它的美嘲弄了我，就像一齣盛大的電視節目在落幕時彩帶飄揚、刻意製造的歡樂一樣。然後，它誘使我敞開心懷——這種美是不人道的，但並不偏狹、貧婪或短暫。
獻給香港人的勇氣三部曲——《Breakazine 突破書誌》
環境、糧食、自由、安全，生活在文明國度的我們，缺一不可。這樣想來，全人類的命運或許也沒那麼不同，你跟我都是面臨存亡危機的生命共同體。「我們都是用一人之力，在對抗塌下來的世界」，研究糧食的譚迪詩博士受訪時這樣提起
宇宙人也懂得王禎和嗎？──黃崇凱《文藝春秋》
創作者前仆後繼地以肉身去測量時代的寬度，並且卡死在那裡。按照張誦聖所言，這其實是非常現代主義的思維──用肉身的苦難換取文字凌厲之誕生，而她也不小心或者說太過輕易地將《文藝春秋》畫入了現代主義的範疇，我卻以為講述「現代主義文學」的小說，未必就是現代主義。
「你會獨自一人在座位待上數小時、甚至是數天」—— 專訪 清水裕子
34 歲那年，我選擇離開東京，前往紐約視覺藝術學院（School of Visual Arts）攻讀藝術。那時的我總埋頭苦幹，尤其因為我迫切地體認到必須彌補那「失去」的十多年時光。我告訴自己：如果同學都那麼拼命，那我就要比他們更努力三倍。這樣我應該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了。就算失敗，至少我努力過了。直到現在，這依舊是我的座右銘。
致自由！回望《自由行》，一則獻給世代的自由備忘錄
「什麼都可以說，這裡是台灣。」但關於自由，我們真正看見、聽見了什麼？居住在中國的母親，於香港生根的家庭，最終來到台灣齊聚，同一種語言，看似相近的兩岸三地，但能擁有自由言論的土地，卻僅剩台灣。
當電影即現實，且作為一種必然的政治媒介 ：《焦點新聞》、《大冤獄》
人類文明的歷史之謎，總在盤旋於政治與權力集結的環境之中，以受苦的姿態存在於世。科斯塔加夫拉斯極度擅長書寫鏡頭下細緻卻又赤裸的監控歷程，無論是在《焦點新聞》裡的不同證人，分別都受到政府與極右翼聯手的暴力手段和諧一切（這些在電影上的見證，都宛如密布於社群媒介上、及時發布香港暴力新聞的既視感）；抑或是《大冤獄》裡高層外交官員在環堵蕭然的囹圄之中，受著即時身心監控之苦（更別說在當代全面電子數據化後，人們被無所不在的監視機器緊緊包圍）。
「充滿缺陷與問題」：為何「世界音樂」一詞已死
台灣「世界音樂」節即將於 10 月中迎來第四屆，這個在台灣仍不甚普遍的名詞，在其起源地卻正飽受質疑。然而，將任何據信並非源於歐洲或美國的音樂全都混為一談，詞彙發明者對此給出了含糊其辭的辯解——「應當著眼於音樂家做了什麼，而非他們聽起來像什麼，」
提前報到的美好冬季 Bon Iver
或許賈斯汀・維儂（Justin Vernon）對於美好冬季（Bon Iver）的每一張專輯，自有節氣與概念上的安排；不過聽在我心裡，2011 年的同名專輯《Bon Iver》卻更像是一張沉浸於冬日光景底下，野火燒盡殘餘下的破敗。
我聽見的陳珊妮和她的《Juvenile A》
宣傳期間，陳珊妮在社群上分享了許正泰寫給她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最後如此描述：「她大部分的時候不會流露出什麼情緒，但這不是一種冷酷的感覺，只像是她小心翼翼地確保自己的情緒不冒犯到其他人。她是很體貼的，時時刻刻關心你的狀況。」而這與我在她音樂中聽見的無異，表面上如此冷靜又對事事輕描淡寫，卻將對這個時代最溫柔的鼓勵藏在核心內裡。
印象城市：《你的城色》中的媒介化感知
在凸凸廳中的環形投影分為數個區塊，每個區塊都由兩至三台投影機所投出的影像同步疊合，因此，當現場觀眾在空間中走動時，並不會全然遮蔽影像，相反地，觀眾的剪影會穿插疊合在街道影像之中，並且因為遮住的是某個影像色塊導致原本疊合出的顏色呈現互補色，創造出獨特的色塊效果，全然融入投影的街景中 ……
「它們看上去不夠老」：誰讓法國畫廊塞滿假畫？
埃爾恩市長伊弗斯・巴尼歐（Yves Barniol）站在泰瑞斯美術館翻修開幕典禮舞台上，向群眾宣布：該館近六成館藏都是仿作。為何那些負責預防此事發生的專家們會失職至此？若特拉比真那麼熱愛泰瑞斯，她怎麼會沒發現？她身邊的人對此事瞭解多少？又是誰畫出這些如此輕而易舉便進入美術館的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