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世界音樂」節即將於 10 月中迎來第四屆，這個在台灣仍不甚普遍的名詞，在其起源地卻正飽受質疑。音樂家、唱片公司，甚至今年 7 月剛落幕、指標性的英國 Womad 音樂節都一致認同，這個詞彙已然過時。推廣來自全球各地的音樂有更好的方法嗎？
詢問多數音樂家他們演奏什麼類型的音樂，得到的回應或許語中帶刺。如同著名爵士音樂家曾略帶醉意地對我說道：「如果你們都不再沉迷於我演奏『爵士樂』，我現在應該就會在音樂節舞台上演出，而不是小酒吧了。」儘管在爵士樂悠久的歷史中，與其相關的爭論漫無邊際，但近年來另一型態的音樂更是飽受爭議：世界音樂（World Music）。
1987 年，由一群 DJ、唱片製作人和作曲家在倫敦的酒吧構思出此一詞彙，在此前一年保羅・西蒙（Paul Simon）在約翰尼斯堡錄製《恩賜之地》（Graceland）的成功後，它被視為增加新興非洲樂團曝光率的行銷用語。「我們當時的唯一想法便是，一切都是為了迎合唱片行的銷售，」DJ 查理・吉萊特（Charlie Gillett）在 2004 年告訴《衛報》，他是當時在酒吧的詞彙發明者之一。從 11 家獨立廠牌籌集了 3,500 英鎊後，這群人開始向唱片行推銷「世界音樂」。唱片製作人喬・博伊德（Joe Boyd）說，「這是能想像得到的事物中，最具成本效益的，3,500 英鎊就能成立一個新的音樂種類——以及今日唱片行架上整區的世界音樂。」
誰的「世界」？
將任何據信並非源於歐洲或美國的音樂全都混為一談，詞彙發明者對此給出了含糊其辭的辯解——「應當著眼於音樂家做了什麼，而非他們聽起來像什麼，」《fRoots》雜誌的編輯伊恩・安德森（Ian Anderson）說道。創辦於世界音樂一詞大放異彩的七年前（1980 年），音樂、藝術和舞蹈的世界慶典：「Womad」音樂節（World of Music, Art and Dance Festival）亦同樣以此造出他們包羅萬象的國際音樂家名單。「當時並沒有像我們這樣的節慶，」藝文活動企劃保拉・亨德森（Paula Henderson）說道。「我們既非流行也非搖滾，所以在剛起步時，我們很樂意用『世界』來宣傳它。」
但很快地，這樣的用詞遭受抨擊。Talking Heads 主唱大衛・拜恩（David Byrne）創建了音樂廠牌 Luaka Bop ，並推出可能被列為「世界」類型的音樂家，包括威廉・奧尼亞博爾（William Onyeabor）和蘇珊娜・巴卡（Susana Baca）。1999 年，拜恩在《紐約時報》投書一篇名為〈我討厭世界音樂〉（I Hate World Music）的嚴厲評論。他認為，去聆聽來自其他文化的音樂並「讓它進來」，可以改變我們的世界觀，且讓曾經的異國情調變成我們的一部分。而世界音樂的意思恰好相反：疏遠「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這是西方流行文化霸權再確立的淺顯手段，」伯恩寫道。「將世界上大部分的音樂都集中隔離出來。好個膽大妄為之舉啊，白人！」
Luaka Bop 現任總裁亞爾・埃芙勒夫（Yale Evelev）表示：「過去，我們自認為流行音樂廠牌。當人們說我們是『世界音樂』廠牌時，我們多想找個洞鑽進去。它並不意味著某種特定情感下的真誠，而是一種行銷策略。」這個行銷策略似乎也不大成功，世界類唱片的串流流量和銷售數據在去年年終的報表上都吊車尾，僅佔美國 2018 年總流量的 1.6%，以及全美專輯銷量的 0.8%。
那麼為何這個詞彙依舊存在？諸多音樂家的推手（包括靈魂歌手 Patrice Rushen、靈魂爵士樂偶像 Sun Ra，和非洲節奏音樂先驅 Fela Kuti 之子 Seun Kuti）、英國廠牌 Strut Records 的經理昆頓・斯科特（Quinton Scott）說道：「作為唱片廠牌，我們需要引導買家儘可能快速地在正確的位置找到這些音樂，尤其在混亂的數位市場中更是如此。出於這個原因，一個通用的語彙或類別仍可以作為唱片買家的切入點。」
然而他承認，世界音樂作為通稱「感覺的確過時了」。他說，「近年來，更常有音樂家成功地融合不同曲風，所以改造後的世界音樂聽起來更現代，事情複雜的程度也因此升級。但我認為沒有任何詞語能夠囊括一切又能避免以偏概全。」正如 Womad 的亨德森所言：「如果消費者想把它歸為世界音樂，只要他們付錢買門票或音樂，我沒意見。」
其他業界領袖的態度則不那麼曖昧。「這是藝術的對立面，」獨立廠牌 On the Corner 的創辦人皮特・巴肯漢（Pete Buckenham）說，「最好的情况下，這就是一個糟糕的文化，如同市場行銷部門為一般西方消費者所設想的、簡化且安全的詞彙。最壞的情形，這就是徹頭徹尾種族歧視的字眼。」對於巴肯漢來說，「世界」必須屏除，而業界當做領頭羊。「當一個詞彙存在如此多缺陷和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我們就別無選擇了。」
發現自己被歸類在世界唱片的音樂家大多同意這個觀點。印度爵士樂鼓手兼製作人薩拉西・科瓦爾（Sarathy Korwar）認為，這樣的用字遣詞十分懶惰。他說，「這只是幫助強化了一種論述，即相較於自己的音樂，他者的更不先進、更不重要，並且不值得以更細緻的手法來處理。」塞內加爾白金級暢銷歌手尤蘇・安多爾（Youssou N’ Dour）則認為該標籤已「達到目的」，現在只該應用於橫跨全球的合作上，藉由世上各種傳統文化的交流，地理上地去瞭解世界。
對於法屬留尼旺島音樂家傑瑞米・拉貝爾（Jérémy Labelle）來說，起初在自己難以歸類的電子樂上，「世界」的標籤是誘人的，這讓他得以把自己的吸引力拓展至世界音樂節和各式活動的網絡中。「但我很快就意識到，這個標籤極其危險，尤其像我這種試圖搭起不同美學間橋樑的音樂，」他說。剛果放克樂團 Bantou Mentale 也遇到類似的問題。他們的解決方案？除去所有的敘述通稱，因為「分類等於歧視」。
改變「世界」
這是關乎種族的問題，也是一種先入為主的真實與被定義的類別。倫敦的三人樂隊 Vula Viel 的作品以西非木琴（Gyil）為核心，隊長貝克斯・伯克（Bex Burch）在迦納與達加巴人（Dagaaba）相處的三年間，學會了這種樂器。伯克出身英國約克郡， 且其餘成員也都是白人。「有世界音樂界的人說我的樂團不屬於世界風格，因為我沒有非洲血統，」她說，同時點出了文化挪用（註 1）的議題。「十分遺憾地，來自非洲各國的音樂家仍遭拒發簽證，並且他們進入音樂產業的管道也（比白人）少得多。所以，白人『救世主』試圖將黑色或棕色皮膚的音樂家帶離村莊，送往錄音室或音樂節舞台，並從他們身上獲利。有人向我說過，我的樂團需要黑人成員才符合世界音樂，而這就是樣板主義（tokenism ，指刻意標榜少數群體以營造平等之假象）的另一實例，更是明目張膽地異化黑皮膚的人種。」
2018 年， Womad 音樂節經歷簽證遭拒，至少有三人不得不取消演出，然而亨德森不同意「白人救世主」的說法。「如果想邀請其他國家的音樂家前來（歐洲），除了簽證費高昂外，也很容易遭內政部駁回。」她表示，「通常只有在西方節目主辦單位的協助下，我們才能減少拒簽的情形——否則一位表演者申請一張簽證就要 6,000 英鎊，還會被拒發，不但拿不回這筆錢，也無法和潛在的新觀眾見面。我們總是確保音樂家們得到公平的報酬，不被剝削。」
我的「世界音樂」初體驗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那是廚房收音機流瀉出的寶萊塢歌曲，是奶奶按時收聽的音樂；是我在廟宇裡聽見的敬禮音樂，或許甚至是媽媽播放的雷鬼唱片。對我而言，這不過就是音樂——涵括童年時期其他形式的唱片和音樂家：摩城、嘻哈、爵士。
當《衛報》開始報導世界音樂，反映出音樂產業正邁向更新穎且更全球化的視野——而不再侷限於唱片行深處。隨著現今觸手可及的網路，和提供無盡音樂探索的串流服務，世界已遠遠超越「世界音樂」的含義。因此，《衛報》已經停止在文章中使用這個標籤，僅用相關風格作為註記，如流行樂、搖滾樂、舞曲和金屬樂。請放心，我們比以往都更投入於講述世界各地的音樂故事，無論是來自印度的迪斯可天后、烏干達的 Techno 電子樂、韓國古典樂演奏的革新，或是帶有政治色彩的土耳其迷幻搖滾（註 2）。
同時，《衛報》的本月世界專輯（World album of the month）專欄，已更名為本月全球專輯（Global album of the month），對於用詞概括一切而感到困擾的音樂家和唱片廠牌創始人，這樣的變動並不能回應他們的實質抱怨。然而，在由網路推動的無窮音樂選擇的輝煌暴政下，邊緣化的音樂在西方仍然需要擁護和引薦。「世界音樂」一詞已經變得有毒（toxic）（註 3），所以這個橫跨全球的每月樂評需要一個新的詞彙，無論那詞多麼簡化。正如 Vula Viel 的伯克所言：「『世界』起了作用嗎？在音樂上並沒有，但作為擁護和策劃奇妙音樂世界的一種風格類型，肯定有。」
近期的 Womad 也從用字遣詞上開始付諸行動，簡單地稱自己為「世界的節日」。「我們知道『世界音樂』把許多音樂家集中隔離出來，」音樂節總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說道。「我們尊重這個詞，因為它是我們的傳統，但我們需要進化它，因為音樂已經進化了。最重要的是，要支持新音樂讓人們去聆聽和享受。我們不希望這些音樂家被類型限制住，我們冀盼能見到他們站上 Glastonbury 音樂祭和更多地方的舞台。我們很國際化、很『世界』——無論你想怎麼稱呼——它就只是音樂。」
註 1：指較強勢文化的個／群體，以誤解、不尊重、帶有惡意、歧視或嘲弄的方式詮釋弱勢群體文化，或是直接複製、抄襲、採用，或剝削弱勢文化的現象。
註 2：依序為《衛報》曾報導的 Rupa Biswas、Nyege Nyege Tapes、Park Jiha、Gaye Su Akyol。
註 3：原文使用的「toxic」一詞為牛津詞典 2018 年年度代表字。該詞多用於形容時下被視為惡毒的政治語言。隨著 #MeToo 運動的爆發，此一詞彙隨著「有毒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而廣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