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看似平凡，如同空氣存在於生活中，但當我們打著自由旗號之時，究竟只看見「自由」兩字，還是真正感受到自由賦予我們的權利？
想得到自由，並非如此容易，對一群異議人士／異鄉人而言，他們必須努力從極權壓迫中解放，於體制束縛中突破，甚至不惜離開家鄉展開流亡。如今，面對中港台三地的政治局勢，再次回望中國導演應亮所拍攝的《自由行》，以他的親身經歷內化為影像的訴說，通過世代的對話理解取代對體制的控訴。流在他血液裡的思想，也能從其系列作品中清晰感受到，那份對於自由的無奈與渴望。
2012 年，應亮的第四部長片《我還有話要說》，改編自 2008 年震驚中國的楊佳襲警案，應亮藉由楊佳母親王靜梅的文字與圖片，以再現戲劇表達中國司法的延宕與蒙蔽。「2008 年 11 月 26 日，天黑了。」母親口述著，這一天黑，不只是楊佳遭處死刑的那一晚，也讓其母痛心疾首，痛心於這歪斜的司法權力體制。而應亮藉由影片為加害者家屬發聲維權的方式，這一天黑，更換來中國政府對該片的查禁與對他的追緝，開啟了他日後的流亡生活。
上月於台灣國際人權影展放映的《自由行》講述因拍攝異議電影，流亡至香港的導演楊樞受電影節之邀，來到台灣放映她的作品《孤僻者的母親》。而遠住在中國的母親，藉著旅行團來台觀光的機會，尋找旅行的空檔與許久未見的家人團聚。楊樞，作為應亮的自身投射，背著「雲之南」紀錄影展的袋子、身穿「齊放」中國獨立映像展的衣服，獨立的個體像是遺根般，成為中國獨立電影的出走代表。應亮也藉由自身經歷，以半自傳形式投入劇本之中，更結合他流亡之後的創作歷程。
當《我還有話要說》就是片中參展的《孤僻者的母親》，榮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以雨傘運動前夕為題的《 9 月 28 日・晴》就是片中正在籌備的傘運電影——而《 9 月 28 日・晴》裡飾演父親的張同祖，也在《自由行》中客串試戲。而與長片一同創作的短片《媽媽的口供》，則觀看母親如何向警察講述於《自由行》的種種。從《我還有話要說》到「我沒有話要說」，既充滿著應亮對系列作品的濃厚情感，也宛若是他對政治的無奈回應。
當外部政治環境無法改變，應亮收起了批判，反而著眼在人物間對內的表現，與狀態下的自由流動。以片名來看，「自由行」並非字面上自助旅行之意，母親依然要跟隨規律的旅行團，從縫隙中尋求見面機會。而旅行團似乎象徵一個國體，母親如何躲過眼線，才能於特定時間點跟家人相聚；在得塞紅包打通關之下那必須爭取才可獲得的自由，彷彿是中國政治現況本身：是母親受限的行動，也是楊樞被迫出走的現實。
從團體擴視國家，《自由行》也回頭深刻描繪家人間的情感，試圖通過一種「陌生」感，來闡述內部的疏離隔閡。即使是天天視訊的母女，面對面依然分外陌生，許多話對彼此隱瞞，但心中依舊為對方的生活與選擇著想。於是，陌生，看起來像是一種對外在社會的武裝假面，但當所有向內的矛盾轉為諒解，是他們早已心知彼此坐在同一輛（遊覽、計程）車上，背後的國家機器，才是他們共同的敵人。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家庭需要面對這樣的景況？我們雖聽不見沉痛直白的控訴，但相對卻能感受到應亮如何運用溫柔的筆觸，透過家庭衝突及銀幕的牽繫，以小見大地映照著中港台三地無法言說的政治現實。
「什麼都可以說，這裡是台灣。」但關於自由，我們真正看見、聽見了什麼？居住在中國的母親，於香港生根的家庭，最終來到台灣齊聚，同一種語言，看似相近的兩岸三地，但能擁有自由言論的土地，卻僅剩台灣。當中國可以用為國貢獻為由，任意迫使居民拆遷，運用各種「被消失」的極權手段；當香港也不再是以前的香港，檢調部門可以隨意進出中港要求政治引渡，一國兩制亦成為謊言，干涉創作及言論自由，赤裸的現實都不再是虛構的台詞。但在《自由行》中的台灣，我們再也看不見《媽媽的口供》公安上門的盤查，僅剩錄音筆裡的聲音紀錄；看不見影片被打壓而取消放映，甚至一輛輛計程車的車頭，不是一尊尊毛主席頭像，取而代之是插著台灣獨立的鯨魚旗與勇敢諫言的司機。多元意見的言論及文化自由，也藉由《自由行》對比兩岸三地的差異，體現台灣自由的可貴。
「就像走在這條路上／我們註定相遇一樣／做這樣的事／走這樣的人生之路／斯世、斯國／這是我們的宿命。」縱使無法改變宿命，但應亮仍繼續走在這條道路，攜著「異鄉人」的身分，藉由影像一路從中國到香港，最終拍來台灣。他懷著追尋自由的精神，以流亡狀態為底，拍攝自己想述說的故事。回望現今，當「自由行」已成為（暫時性）歷史，《自由行》更像是一則自由備忘錄，將這一份歸屬自由的可貴，如同一行行詩句，送給我們世世代代的孩子們。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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