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8 月台北世大運搖曳金色支翼扇葉的聖火台，搭配「台灣巨砲」陳金鋒驚天一揮，火球向上延燒點燃火焰的同時，不只讓人見證台灣精湛的工藝技術，也對背後的設計團隊——豪華朗機工更加好奇。一開始團隊四人昆穎、志建、耿豪與耿華各有專才，「混種」始然成型。近期在台中花博更與 12 個在地單位共創，以 697 朵機械花堆疊出《聆聽花開的聲音》大型裝置藝術作品，可根據日照、風向等環境變化，進行不同樣貌的演繹，比如微風吹撫，花朵隨之搖擺；人群聚集時，花朵會含羞蜷起。這次《週刊編集》一探他們位於北投的基地，深入瞭解團隊自始至今的創作理念與過程。
每個孩子呱呱墜地後沒多久，便被服裝切成性別的二元世界，逐一加諸前人遺留的規訓和框架，但每個孩子可能都是一個「獨立的星球」。一本《穿裙子的男孩》繪本，一度有家長質疑「鼓勵變裝」 而在國小圖書館暫停借閱，引發社會激辯，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非主流者的概念仍模糊不清；然而最新醫學研究及世界衛生組織（WHO）皆已明確定義：這些其實不是疾病，他們需要的並不是「治療」，而是「理解」。
幾個星期前，我拂去我過期的伊朗護照上的灰…
在歷經十年的垂死後，資本主義又回到了老路。2007 年以來，對少部分國家的紓困和對多數國家的緊縮政策，使得全球債務增長了 40 %。是的，英國和歐洲的銀行已經採取了緊縮政策（美國當局要求巴克萊和德意志等銀行，收緊美元業務）及更嚴格的國家規範，對支出加以限制。然而，這導致金融仲介從銀行轉向資本市場。在提高部分銀行安全性的同時，風險卻轉移到了影子銀行。
作為薩普協會發源地，對衣著的講究已深入剛果文化。在一次紀錄片製作過程中，攝影師席拉‧哈里斯（Shayla Harris）親眼見證了剛果人的日常華服與堅持，本文為哈里斯在剛果首都戈馬市所採集到的部分故事。
「一個人的死亡是一樁悲劇，但一百萬個人的死亡只是一個統計數據。」史達林（Joseph Stalin）曾對一位蘇聯官員如此說道。單一死亡事件可以用關聯性更強的概念理解，例如一位憂傷的父親、一位絕望的配偶。或是，一位慘遭殺害的記者，像卡舒吉。一夜之間，美沙關係長久以來的支持者們紛紛出面否定結盟關係、美國企業開始從沙國撤資。即便是華盛頓智庫，全美國最支持沙國的機構之一，也將資金從沙烏地阿拉伯撤離。
1986 年9 月，我坐在橫亙一片鄉野綠意的板凳上，地點是北愛爾蘭阿馬郡的貝斯布魯克村，試圖鼓起勇氣敲上艾倫‧布萊克（Alan Black）家的門，他是世稱金斯米爾屠殺（Kingsmill massacre）唯一的新教徒生還者——那場悲劇發生在 1976 年 1 月。
18 歲離家從軍的二戰美國大兵阿蘭‧克普，他所見過的、經歷的、感受的，以及五十年後他對這一切的評價，濃縮在這本漫畫裡，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所有我愛過的人，後來幾乎都再次相見了，但都是在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阿蘭對著作者這樣陳述，隨著懷有好奇心、善於觀察的他，帶領去見識在戰爭境遇裡有趣的人與事。本期《週刊編集》轉載《阿蘭的戰爭》的第 99 頁至 103 頁。
所謂家長主義，意指把政府之於人民同等於父母之於子女，政府應該告訴並指導人民如何行動，比較接近所謂「大政府」的概念。就家長主義來說，不干涉人民行動的政府是不負責任的政府。這和現今主流的自由主義完全相反。自由主義強調「小政府」，意即政府管得愈少愈好，而負責任的政府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政府。這兩個十分矛盾的概念，卻在助推理論中被整合在一起。
「剛開始時亂七八糟。」這是1948年6月、從濱海城市特拉維夫發送的電報第一行內文。這時候以色列出生尚未滿月，《曼徹斯特衛報》派遣記者暨小說家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寫作一系列的新聞報導。該國在5月14日宣布獨立⋯⋯
我希望傳遞的，是我們正面臨燃眉之急。因此我不能只是呈現自然之美，而是同時也得表現出它的絕望與迫切。在我所拍攝的照片裡面，飢餓的北極熊和死亡的鯨魚往往不是最受歡迎的，但我不在乎。對於人類和地球來說，希望仍然存在，但那須要付出著手改變的代價，並且要立即為之
離開巴西時，我會比抵達時來得更健康而快樂。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陽光正從湛藍的天空流淌穿過木瓜和芒果樹。現在正值隆冬，氣溫卻是暖和的25℃。今天早晨，我沿著森林登上中華亭（Vista Chinesa）的觀景點。當我在幾個小時後返家時，狨猴在花園中等待食物。一隻蜂鳥剛剛飛入客廳，尋找我忘記放到窗邊的花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