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 2 日，沙烏地阿拉伯裔《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賈邁勒‧卡舒吉走進艷陽下的土耳其領事館，便再未踏出領事館大門。一週後，各大媒體紛紛發布消息，指稱卡舒吉早已遇害，他生前常撰文批評的沙國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一夜之間成為焦點。在輿論聲浪下，美國總統川普被迫表態、介入施壓，要求沙國允許土耳其警方進入領事館搜索。該案在國際社會引起譁然，影響範圍之廣，幾乎撼動美沙兩國長久以來的盟友關係。與此同時，沙國對葉門進行的致命空襲行動中，有無數平民因此喪生，沸騰的輿論會否因此轉移焦點？
如果要在過去十年中選出美沙關係最緊繃的一年，首先跳入腦海的答案，想必不是 2018 年。
你可能會挑 2011 年，當阿拉伯之春掀起抗議浪潮，迫使美國聲援沙國視為致命威脅的中東民主化運動；或是 2013 年，當沙國支持起美國一度試圖阻止的埃及軍變，而此舉象徵該區民主時代的結束。
又或許是 2016 年，當沙國在葉門帶起的戰爭演變成多年來最嚴重的人道危機，而美國也深陷其中。
但這麼想就錯了。兩國關係面臨危機的存亡之秋，正是 2018 年，即便雙方關係看似更為穩固。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中，兩國都堅守同一陣營，尤其是對伊朗的態度。而雙方領袖的關係也比過去十年間的任何時刻都要親近。
或許最無法預見的是，兩國關係崩盤的主因並非「許多人的死亡」，尤其葉門那群因飢荒而死的兒童，而是「一條夠震撼的死亡事件」——沙烏地阿拉伯異議記者賈邁勒‧卡舒吉。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美沙關係長久以來的支持者們紛紛出面否定結盟關係、美國企業開始從沙國撤資。即便是華盛頓智庫，全美國最支持沙國的機構之一，也將資金從沙烏地阿拉伯撤離。
為何是現在？又為何是這個事件？它來得猝不及防，凸顯了當今世界的不可預測性。同時，它也在在揭示了政治結盟、群眾心理及道德感知中永恆不變的真理。
雖然極少有人預見此事的發生（大概只有被控謀害卡舒吉的沙爾曼知道），但回想起來，美沙關係的崩盤卻是顯而易見的。
悲劇與數據
任何一個曾報導過人道災難的記者都懂得一個道理：「一個人的死亡是一樁悲劇，但一百萬個人的死亡只是一個統計數據。」史達林（Joseph Stalin）曾對一位蘇聯官員如此說道。
這就是為什麼飢荒或風災報導中，常是以單一受難者的故事為亮點。
這也是為什麼，2015 年被沖上土耳其海灘的敘利亞男孩艾蘭‧庫迪（Aylan Kurdi），能夠一舉激起全球對難民危機的關注。
因為一個人心智難以處理數以千計的死亡，一個事件就會成為地緣政治、經濟、衝突爆發中的一串抽象統計數字。
但單一死亡事件可以用關聯性更強的概念理解，例如一位憂傷的父親、一位絕望的配偶。或是，一位慘遭殺害的記者，像卡舒吉。
心理學家多次證實，即便是在同起事件中，人們在面對一人之死時經歷的情緒反應，會比多人死亡時更大。很詭異地，受難者數量愈多，人們感受到的同情心就愈少。
這個現象甚至還有個名字：同情崩解（collapse of compassion）。心理學家相信，這不代表我們沒有辦法感受百萬條生命消逝之重。相反地，是因為我們害怕自己難以承受，才先發制人地在自衛機制中關閉情感接收。
多年來，沙國領導人可能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因著這個現象得到不少好處。
試問，當以沙國為首的聯軍在葉門造成上千起霍亂病例，有哪個美國人（即便是政府官員）有辦法處理這樣的死傷？——尤其，美國政府還助了沙國一臂之力。或是 2011 年，當沙國坦克駛進巴林領土，協助鎮壓民主示威時，巴林的市民又作何感想？
要理解這些事件，在理智面而言相當困難。但要想在情緒面上理解，其難度更是超越我們能力所及。
卡舒吉的死不同。他的死能與我們產生關連，特別是對那些曾與美國外交政策交手過的人而言。
他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周遊列國的記者，許多人可能都有一個這樣的朋友或伴侶。他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讓他躋身知識菁英界的非正式成員，那是許多華盛頓人自詡為其中一員的團體。
而沙爾曼本人，則讓這個故事更能引發共鳴。作為神祕皇室家族的門面，沙烏地阿拉伯以往的領導人一貫以嚴肅、冷漠的作風示人。
沙爾曼耗費巨量財力和精力，將自己打造成沙烏地阿拉伯的代表。在鞏固權力的過程中，他的個人形象也擴及整個政府和國家。
雖然沙國政府曾暗示，卡舒吉是遭流氓殺手所害，但他的死已被視為兩種性格相悖下的故事——鋒芒逼人的記者與反覆無常的君王；故事主角與反派。
如果像是艾蘭‧庫迪這樣的個人苦難故事，能比大規模悲劇更輕易地讓人感同身受。那麼，或許由單一件暴戾之舉所構成的故事，如卡舒吉的死，比起沙國多年來的種種鎮壓和干預，更能直接地引燃眾怒。
引爆點
的確，若沒有沙國過去的種種舉措，或許也不會有今日的強烈反彈。那些首次對美沙同盟關係提出批評的人，儘管已經容忍沙國很久了，卻紛紛在卡舒吉的死亡事件中現身、大聲疾呼。他的死，或許不僅是一起單一事件，也不只是美沙關係垮台的主因，而是一個引爆點。
但為什麼卡舒吉的死會是一個引爆點？社會學家阿里‧阿杜特（Ari Adut）認為，這可以歸結為一種稱作「共同知識」的動能：當團體中每個成員都意識到，其他人也知曉某個違規行為時，會形成一股可覺察的社會壓力，團體便極有可能對違規者採取行動。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美國社會對於指控比爾‧寇斯比（Bill Cosby）性侵的聲浪視而不見多年，卻又在一夕之間群情激憤。這些指控本就無人不知，但直到一段脫口秀表演爆紅後，人們才在「共同知識」的壓力下，讓寇斯比承受惡果。
人們也都清楚沙烏地阿拉伯過去的所作所為。但他們從未擁有過一個理解這些行為的共識。
沙國或許一直在削弱美國的政策和價值觀，但它在華府引發兩極化爭議的議題上向來習慣如此。在埃及政變上，有些美國人支持，就算稱不上支持，至少也有同情。而雖然沒什麼人認為葉門戰爭值得嘉許，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傾向以強硬手段解決伊朗問題的鷹派）仍認為那至少是可理解的。
因此，針對美沙同盟的討論漸趨兩極化。
但，一位記者之死沒有什麼能夠爭辯的。人們普遍認為，這不僅是錯誤的，同時也是典型的沙爾曼領導風格，而這讓人們對沙國過去的行動有了不同的看法。
然而，引起近來巨大反彈聲浪的主因，或許也是讓兩國長期相繫的原因：即深藏在這段同盟關係中的人性本質。
2016 年一篇討論美沙長期同盟關係的文章提到沙國的資金如何在華府各處流通，華府決策者和學者列舉了多種形式，包括遊說、購買武器及研究經費等。
但即便是對美沙關係持否定態度的批評家也認為，金錢在兩國關係中的角色很容易被誇大。沙國真正的資產是它與美國的關係。
美國和沙國因一連串的共同敵人而結成同盟，包括 1980 年代的伊朗和蘇聯、1990 年代的伊拉克、2000 年的聖戰組織。整個世代的中東專家到頭來都與這個沙國盟友，結識且共事。
但是，關係總也伴隨著期待。他們開始互相信任。隱約之間有種氛圍，在這段關係的規則之下，沙烏地阿拉伯得以在其國土疆界內挑戰美國，但不得在此範圍之外。
無論是誰要為卡舒吉之死負責，對此人而言這或許就是個內部問題。但殺掉一個《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卻幾乎是直搗核心。它可以被視為年輕新王對兩國之間那不成文規則的背叛，因此，就是對信任的背叛。而沙爾曼繼承到的信任，大概並未如他所想的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