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感恩的難民:「我們並不欠你們什麼」

作家狄娜.奈葉麗(Dina Nayeri)離開伊朗尋求政治庇護時還只是個孩子。但當她先後在美國和歐洲安頓下來之後,開始對於「難民應該褪去其舊有身分、並永遠心懷感恩」這種想法感到遲疑。

幾個星期前,我拂去我過期的伊朗護照上的灰塵,照片中的我 8 歲,不帶有絲毫笑意——震驚、憤怒、緊包著灰色的頭巾,目光遠在鏡頭之外。這不是一張等待救援的孩子的臉,儘管我很快就會逃離伊朗。自從我丟棄了我最後一條頭巾開始,我就將這張老照片藏了起來,而現在引起我興趣的並非頭巾,是那張令人困惑的臉和微啟的雙唇。無論我多麼努力嘗試,我都無法把我那張疲憊的美國作家近照與眼前的這個孩子連結起來。

1985 年,6 歲的我隨著家人離開了位於伊斯法罕(Isfahan)的家,花了數個月的時間移居至倫敦。在倫敦的停留只是移民之路的中繼站,但我還是入學了。在伊朗時我只上過托兒所,從來沒有受過教育,而且我只會說波斯語。

剛開始其他孩子們都很熱情,用玩具和圖片教我英語單字,但幾天後圍繞在我身邊的氣氛就變了。數年後,我才搞清楚那意味著他們隔了多久才和父母提到那個伊朗來的小孩。在那之後,一群男孩每天早上都在庭院堵我,假裝嬉戲般地朝我的肚子痛毆。在操場上,他們跟在我後面大吼大叫著胡言亂語,嘲笑我的外表。幾星期後,兩個學長把我的手推到門縫裡,然後砰地一聲將我小小的手指夾住,霎時我的手指就斷了。帶著包在餐巾紙中的手指斷肢,我被緊急送到醫院。斷肢後來成功接回。

我再也沒有回到那間學校。但在那之後,在祖母的教會中其他大人的閒聊間,甚至是我父母的安慰耳語中,我不斷聽到要心懷感恩的說法。上帝保護了我,所以我不應該負面看待這起事件,那是屬於我的曙光時刻!此外,誰知道這些男孩的動機是什麼呢?也許他們只是在玩,試圖讓我加入他們,即使我一句英文都不會說。假如真是這樣,那豈不甚好?

最後我們回到伊朗。我戴上頭巾,被送到一間伊斯蘭女子學校。

三年後,在母親因改信基督教而被抓進監獄,以及道德警察三度訊問並威脅要對她處刑後,我和母親及弟弟真真正正離開了伊朗。我們變成了政治庇護尋求者,並在杜拜和羅馬的難民宿舍待了兩年。那時,我已經在戰火中的伊朗度過了我前八年的人生,幾乎是整個 1980 年代。兩伊戰爭摧毀了我們的國家,並讓我們惶惶不可終日。我已經習慣了轟炸警報、習慣了驚慌衝向地下室的短跑、習慣了貼著膠帶的窗戶。所以在之後住在難民宿舍的那些年裡,我們過著平和並得以從各種嘈雜中得到緩解的日子。我母親敦促我要在禱告中感謝上帝。

10 歲時,美國接收了我們,並將我們送到奧克拉荷馬州,彼時第一次波灣戰爭開始。當我們剛抵達美國南方時,我小拇指的的指甲已經長回來了,頭髮也留長了,並且據我母親的說法,我漂亮、風趣又聰明。然而,我從同儕間聽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們用中式英語怪腔怪調地嘲弄我的口音。我還記得當時我很困惑,不是因為他們的殘忍,而是因為他們污辱我的方式。我有預期到自己將遭受種族歧視衝擊,但我不是華人,這些小孩對於美國以外的世界是圓是方完全沒有概念嗎?如果你想要嘲笑我,我想說,不如深入一點,分辨喉音「kh」和「gh」、製造一點痰,或開個關於駱駝的笑話吧。別對我說洋涇浜英語,你們這些屁孩。(你看,我已經十足地學到了他們道地的侮辱方式。)

當然,我並沒有說這些話。甚至在他們開始用吃貓肉和裹小腳嘲弄我的時候,我都沒有回應他們。我將這些故事帶回家,讓我和母親邊吃著鷹嘴豆餅乾、配著綠荳蔻茶大笑,這些香料食物大概又會變成他們嘲笑的話題,前提是他們知道的話。從那一刻起,我便清楚知道這些孩子曾遇到過一個外國人,而那不幸的傢伙來自東南亞。

即便如此,我也不必擔心,因為地理正確的笑話即將到來。就像在倫敦的那群男孩,這些孩子很快地就和他們的家長說了學校裡新來的外國人,數週內他們就充盈了「頭巾騎師」和「操你駱駝的」詞彙,並蓄勢待發。與此同時,我正與老師奮鬥於一份紙糊的美國地形圖,不知怎地她將這份令人挫敗的任務視為我融入美國的要件。當我試著和老師解釋,我在數個月前和難民們住在羅馬郊外,並對大多數社會研究功課感到不解時,她睡眼惺忪地看著我然後說道:「噢!親愛的,你一定很感恩能來到這裡。」

「感恩」這個詞又出現了。我開始注意到這個脈絡。這個字早在我童年時期便不斷出現,但在她口中,這個詞失去了其正面意義。這個詞既暗示著什麼又帶著威脅的意味。出於對未來的擔憂,我判斷他們每個人都是對的:如果我沒有充分的心懷感恩,或者如果沒有恰當地表現出來,我就會失去我所得到的一切,西方的自由、世俗教育的展望和未經審查的書籍。

孩子們的嘲弄沒有絲毫的憐憫,屢屢讓我欲言又止的喉頭發癢。伴隨著其他怪異的行為,每當有壞事發生時,我便會反覆一段個人的咒語。我相信,這咒語結合了我一直以來的幸運、獲得第二次逃離機會的原因——甚至是一段我也許能真心享受的人生。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默唸,有時還會不小心唸出聲來。

我是幸運的。我心懷感恩。我是班上最聰明的。

我是幸運的。我心懷感恩。我是班上最聰明的。

最後一段情緒處理得並不好(而且我隱藏自滿的技巧拙劣)。我,一個傻伊朗人,憑什麼覺得自己比任何人好呢?

但是我母親所承受的比這更多。在伊朗,她是一名醫生。現在她在一間製藥工廠上班,在那裡她的上司和同事整日裡都在懷疑她的才智,即使他們只受過她四分之一的教育。口音就別提了,如果她花太多時間表達一個想法,他們就會停止聆聽,然後視她為笨蛋。他們加快語速,所以當我母親要求他們放慢速度時,他們便可以翻白眼嘆氣。如果有人搞錯了成分,她便成了唯一的眾矢之的。

仇恨終究是潰散了。有些人會說這是事物自然的循環。我們終將融入,不再是從被戰爭撕裂之地來的深色陌生人,某個時刻起,我們不再使他們感到害怕。我們上班、上學、上教堂。我們愈來愈熟悉、安全,不再是個外來者。

我不相信這種說法。現實是我們學會了他們所期待的,一個讓他們停止生氣的隱藏開關。畢竟這些美國人從未將我們視為恐怖分子、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或者暴力犯罪。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是一個從諸多可怖之事逃離的基督教家庭。而他們作為一個新教社群,接納、拯救了我們。但我們的被接納有著潛在條件,一個我們必須自行體察的祕密:我們必須心懷感恩。這股恨意並非因為較深的膚色或者來自他方;而是,你膚色深、又來自其他地方,竟膽敢沒點分寸。身為難民,我們欠他們我們的舊有身分。我們必須將其宛若貢品般放在他們門前,並滿心歡喜地否認它,以換取我們在這個新國家的一席之地。這其中沒有模稜兩可的空間,這裡沒有第三種文化。

這就是被鎮上人民接納的關鍵,這個社群公然地為我們的健在居功,但卻完全不想知道我們的過去。月復一月,我的母親被要求訴說她的感恩禱詞,在教堂、在婦女團體、在學校,甚至在晚餐時刻。我還記得有那麼一種時分,當所有對話都告一段落,而她將會被要求重複訴說我們逃難的故事。這麼做的問題——這麼做當然是個問題——是他們想把我們的救贖故事當作護身符,且僅此而已。沒有人會問我們在伊朗的家是什麼樣子、我們在院子裡中栽種什麼水果,或者我們讀什麼書、喜愛什麼音樂、面對廣播中完全沒聽過的音樂又有何感受。沒有人在乎我們是否想念我們的表兄弟姐妹、祖父母,或者摯友。沒有人好奇我們夏天都做些什麼,或者我們是否有任何裏海的照片。「那裡的男人對女人很殘忍,是嗎?」女人們如此問到。要告訴他們我風趣的父親和他口袋裡滿滿的酸櫻桃的故事,或者我祖父總是在講鬼故事時把假牙拿下來的事似乎不太妥當。

當然,這些記憶都將意味著一件無法想像的事:伊朗是個和奧克拉荷馬,或蒙大拿,或紐約一樣,是個美麗、好玩、生機蓬勃而浪漫的所在。

「我是美國人!」

在那之後,我們嗅到了這股殷殷企盼,期待我們應該褪去我們的舊有膚色、放棄我們的固有身分,以及那些所有使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愛好和渴望。我們應該時時刻刻表露出「美國比較好、我們是如此幸運和謙卑才能出現在此」。我的母親繼續在教會裡發表感恩禱詞。她配戴著她的十字架,如同她在伊斯蘭教的伊朗一般虔誠。她烘焙美式蛋糕,並將派皮中的玫瑰水以香草替代。我則更甚,這些年來,我說服自己相信,我失去了我的口音、我的興趣和記憶,我忘記了我童年時的旋律。

1994 年,在我 15 歲時我們成為了美國公民。我如釋重負、喜出望外並且真心地覺得感恩。我們出席了在當地大學校園美式足球場舉辦的公民典禮。那天是國慶日,還有數十位新公民將會和我們一起宣誓。那是悲喜交加的一天,整個體育場充斥著歡欣鼓舞的在地人,一列男女和孩童環繞著操場,在架了一支麥克風的終點區前排了一圈又一圈,那是我們每個人被唱名和宣誓的地方。我還記得我困惑地盯著隊伍中的其他人:我從來不知道奧克拉荷馬有這麼多有色人種。沒錯,這裡是有幾名黑人、些許猶太人,但真的有這麼多印度人?這麼多斯里蘭卡人、巴基斯坦人、華人、孟加拉人、伊朗人和阿富汗人?一直以來他們都躲在哪裡?

典禮進行到一半時,一名年約 80 歲的印度男子被領到麥克風前,他自我介紹了一番並向美利堅共和國宣誓效忠。當他結束時,他舉起握拳的手捶向天空,「我是美國人!」他對著麥克風大喊。「我終於是美國人了!」群眾爆出歡呼,加入他的慶祝。當他轉身離開時,他步伐踉蹌欲墜,但某人扶住了他。他轉過身來對著群眾笑了一笑,表示他沒事,這種程度的喜悅並未將他擊垮,然後便邁步離去。

這是我成為美國人以來最喜歡的一天,我的第一天,至今未能被超越。那天沒有人板著臉,沒有人覺得有義務或謙卑,幻想著他們真正的家鄉。愛充盈著那位老翁,人們起立歡呼。對現在的我來說這是段複雜的記憶。我拒絕否認那天的純粹和巨大的美好,雖然我知道他們並不是在為那位老先生本身歡呼,而是為了他的感恩的一擊,一種轉型成為某個新生的認可,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數年過去了,我成為了一名再道地不過的美國女孩。我遠渡重洋,我的身心茁壯,身邊都是積極、受過良好教育的朋友。討厭的感覺消失了。我開始愛上西方世界,並覺得自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在此悠遊,自在地亮出我的美國護照,對海關人員斜視我的出身地時報以燦爛笑容。那一切都不重要了:我不再是尋求政治庇護的難民。我老早就被接納了,我有著輝煌的學歷,我散發著自信(或許我焦糖色的頭髮也幫了點忙)。一次又一次地,我在紐約甘迺迪機場得到禮貌的點頭或微笑「歡迎回家」。

關於這個時刻,其他移民曾經這麼寫道:甘迺迪機場的「歡迎回家」是為了提振長途飛行後的精神。對我來說,在海關人員說出這幾個字的一刻,我的自信就被一陣感恩之情所取代了。「謝謝你!」我長吁一口氣說道。謝謝你稱這裡為我家,謝謝你再度放行我入國。在我取回我護照的那一刻前,我就是那名對著天空捶擊的老人。

別再抹去面容

當我 30 歲時,我參與了另一場公民入籍典禮。不如入籍美國時一樣令人輾轉難眠,這次純粹是因為我嫁給了一位法國公民。他替我申請,並堪堪通過了語言和文化考試,我勉強算是成了一個法國女人。那些日子我四處旅行,所以我決定在紐約停留時完成指紋採集(該文件作業的最後一步)。負責監看這個過程的警員問我,像我這樣的一個好女孩為什麼需要繳納指紋。我告訴他緣由,他回我說:「你不能找個美國男人嫁嗎?」

雖然我並未想太多,我回道:「美國男人不喜歡我。」他用狐疑的眼神看我,所以我又補充說明:「我所認識的美國男人從不會試圖取悅人,至少不會試圖取悅我。他們覺得我應該對他們心懷感恩。」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沒有男人喜歡在這方面下功夫。」

「有些男人會。」我試圖以輕蔑的語氣說道

他笑了,然後將我的手指按壓進油墨中。

我的第二場公民入籍儀式在阿姆斯特丹(我之後居住的地方)的法國大使館舉行,身邊是來自黎巴嫩、土耳其、突尼西亞、摩洛哥和少許撒哈拉以南國家的家庭。停留在我腦海中的畫面,是這些家庭唱著法國國歌〈馬賽進行曲〉。他們唱歌時臉上肅穆的表情、每個清晰的咬字觸動了我,連孩子們都挺直了背脊,憑著記憶歌唱。我努力背下歌詞,但大多部分仍須看譜。我感到驕傲,但他們所正在經歷的是別的,是轉型,是重生。他們以獲得新人生的喜悅唱著,我花了片刻的時間回想多年前的那位印度老翁,並在腦中向天空揮了一拳向他致敬。

我成年後的生活幾乎不斷在紐約和歐洲之間往返。當我住在阿姆斯特丹時,連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都會公開抱怨某些社區「有太多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了」。荷蘭極右派自由黨主席海爾特.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曾警告這個國家很快就會變成「荷拉伯」(Nether-Arabia)。

在阿姆斯特丹,我認識了幾名沒有我這般幸運的伊朗難民。我們社區的一名男子於 2011 年在水壩廣場自焚。他在阿姆斯特丹住了 10 年,遵守當地的法規、填寫當地的文件、學習當地的文化,且總是很低調。他做了所有他被要求的事,而最後,他被逼得毀去其面容、其肌膚。

請記得坎比斯‧羅斯特伊(Kambiz Roustayi),一個只求能合法與家人在天地一隅生活的男人。我想狠狠斥責每一個安逸的、認為像羅斯特伊這類人還不夠努力的在地人。我想說的是,你不知道什麼叫作感恩。你沒看過在絕望中自焚的青年,或者在美式足球場上因為心滿意足到昏眩的老人,或者憑著記憶唱出整首〈馬賽進行曲〉的 9 歲男孩。你不知道在你圍牆的裂隙中有多少生命犧牲死去。有時候,在流亡生涯中唯一剩下有價值的就是他的身分。拜託,停止要求人們抹去其面容作為致意。

控制權

隨著排外情結在歐洲和美國崛起,我目睹了人們對待難民方式的糟糕轉變。連那些左派分子都在談論移民如何使美國強大。他們指著照片中那些變成好公民的快樂難民,聽著他們的貢獻,彷彿那些是讓難民和他們出現在同一個國家、同一片土地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朋友們時常拿我作為範例。他們在網路貼文或者對話中這麼說道:「看看狄娜,她是一位難民, 看看她達到了多少成就。」彷彿這證明了接納難民是個多麼優質的、有著豐厚報酬的投資。

然而,頌揚那些依循西方標準茁壯成長的難民,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對「感恩政治」的背書嗎?這難道不是一種高舉著他們所默許的難民典範,而非給予每個人同等的選項——對土生土長公民來說理所當然的選項?難道快樂而平庸的人生是優先保留給那些從未離開家鄉流浪的人嗎?

這個學期,我在一間倫敦的私立國際學校教授美國文學課程。我的學生們和他們的家人從世界各地而來,饒富同情心和洞察力,而他們大多數都生活優渥。上個學期,我要求他們看的都是「移民文學」,那些由移民和有色人種寫的故事,那些關於貧困和身處邊緣的故事。大多數人都很喜歡這些故事,但有些人則覺得很沮喪。「我早就學過種族什麼的東西了。」在我們讀了第三篇以有色人種為主角的故事後其中一個人這麼說道。不只一位家長建議我,在讀過像哈波‧李(Harper Lee)這類「經典作家」之前,巴拉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和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是不重要的。(因為如果他們不建立起無比神聖的白人家庭觀點,他們如何能培養自己的文學品味呢?)

即使是在饒富同情心、世故的國際學生當中,我都能發現這種期許的存在:難民必須表現卓越。在我們閱讀的其中一篇故事裡,如果有一位移民自殺(伯納德‧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的《難民》(The Refugee)),學生們會說他浪費了他的機會,換作其他難民會竭盡所能在美國奮力一搏。他們這麼說並沒有錯,但這是否意味著馬拉默德筆下的難民無權擁有他個人的悲劇呢?他無權渴望死亡嗎?難道他非得先償還他欠東道主和整個宇宙的債不可嗎?

雖然我一輩子都致力於實現我的潛力,努力證明有了我的西方世界將會更好,我仍無法接受這樣的思維,這種值得與不值得的劃分。文明世界的人們不會向從墓園邊陲打來的電話索問履歷,一旦我將自己打理乾淨並將我逃難時的衣服丟棄,我接下來要做些什麼都應該不是問題。我的成就應該只屬於我。不應該有取得一席之地或證明我是個好投資的問題。我的家人和我曾經是深陷危機的人類,而我們敲叩了每一個我們經過的大使館大門:英國、美國、澳洲和義大利。美國回應了,所以數十年後,當美國機場的移民官只不過是說出「歡迎回家」時,我仍覺得應該鞠躬致謝。

但美國人所做的只是人類的基本義務。每個身處相對安全所在的人都有義務替危難之中的叩響開門。回應我們是你們的責任,即使我們沒有給你甜美的成功故事;即使我們仍然只是一群平凡的伊朗人,時而苦澀時而困惑;即使這個國家愈顯擁擠,而你必須放棄奢華,讓我們住在窩囊的一隅,髒了你的視線;即使我們需要大量的協助和在地服務,而你因此增稅或使你的街道開始變得陌生、每個東西聞起來都像薑黃和酸豆、你最喜歡的店被清真肉鋪取代、你的校園對話裡充滿了中文口音和「kh」和「gh」的喉音;即使在這一切之後,我們還沒有在剩下的日子心懷感恩地狂喜,為我們的所需贖罪。

2015 年,我再度搬到英國,這個除了我永久失去知覺的小指指尖,以及點擊鍵盤上字母「a」時的奇怪觸感便再無連結的地方。現在我成了倫敦醫院裡的一名母親,擁有一個看起來早已看起來像是伊朗人的小女孩。她人生中所經歷的第一件大事是英國脫歐,第二件是川普(Donald Trump)當選。英國脫歐那天的清晨5點,我正哺餵著她,腦海中回想起我小拇指的遭遇,而我們才剛得知公投結果。臉書上,每一位我所認識的前移民都流露出一股集體的顫慄——他們全都回想起他們成為英國、美國或荷蘭公民的那天。他們開始分享他們的故事,而我想起的則是將我的手指夾進門縫的那名男孩,以及其他把門甩上的男孩們,他們現在是成人了。他們很有可能過著和他們父母差不多的日子,那些在 1985 年教他們憎恨我的人。他們很有可能有同樣的信念,相信英國不想要我們,我心裡如此想著。這個國家不想要我的女兒,也不想要我。

如今,我常常看著我小拇指上的那條白線,心想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心懷感恩如此重要。讓我明白這一點的是我的學生,以及他們澄澈的眼睛和令人震驚的預期、他們的嚴厲和理想化的標準。他們相信每個人都必須努力證明他們的價值,他們亟欲向世界證明存在意義的渴望。他們正正暴露了那些不安的在地人的所思所想。

當我們討論到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 Connor)的〈難民〉(出自短篇集《好人難遇》)時,班上開始解析蕭特利太太(Mrs Shortley)對吉賽特先生(Mr Guizac)的憎恨,作為一名波蘭難民,吉賽特先生外顯的農藝天分即將導致蕭特利太太平庸的丈夫丟掉農場的工作。「她目睹過納粹屠殺的影像,那在歐洲成堆的屍體,」一名學生說道。「所以假使這些屍體中有一個能逃過一死,去到美國顛覆她的人生,她又值多少?」

我震驚到說不出話(這對我來說很罕見)。當我組織好我的下一個問題時,對話已經進行到下個環節了。所以在下一節課的時候我向班上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果吉賽特先生對蕭特利太太安排床位給他表示感激,事情會有所不同嗎?」

桌子周圍的每個人都搖頭,不,當然不,不會有什麼不同。「蕭特利太太想要凌駕於他、想要表現仁慈、想要擁有控制權,」一名具有洞見的學生說道:「一旦那個傢伙開始能自食其力,控制權就消失了,無論他表現得有多感激。」

難民必須比在地人更無能、更匱乏,他必須待在他的位子上,如此一來感激才會被接受。一但他脫離了掌控,他就坐實了他邪惡的身分。我整天都在思考,在我的個人經驗裡真是如此嗎?如果是的話,那些對順利取得渺茫機會、暖心的成功故事的頌讚又怎麼說呢?正是如此——難民永遠在這個循環裡打轉,因為這其中沒有邏輯可言。你要麼能力不足要麼鋒芒太露,要麼太懶惰要麼是個貪婪的入侵者。

在我的許多課堂裡,最安靜的孩子都是中東人。對此我總是很意外,因為他們對我所挑選的文本應該要最有共鳴,因為我是一名伊朗老師,是他們的盟友,因為文明世界現在亟需他們的聲音。然而,當我播放著以難民危機為頭條的投影片時,他們憤怒而羞愧,並在課堂結束時如釋重負。他們的沉默讓我憤怒,但我能理解他們為什麼不置一詞。誰知道他們在我課堂以外的人生是什麼樣子,而他們又被期待展現何種情懷以求得一席之地。

即使如此,我希望向那些因為自己佔了一個位子而道歉的孩子,和我尚未感受到任何羞恥或悔恨的親生女兒說,此時此刻,表現感激並非他們的責任。反之,他們應該發聲,說出他們的故事,因為沒有他們的世界是如此枯燥——如果他們是以難民身分抵達此地便更是如此。因為一個人的人生永遠不是筆壞投資,所以沒有人會在門外討債,沒有債務要清償。現在,只有接下來的人生和等待創造的故事,所有的凌亂、貪婪和平凡,都是供他們揮霍的日子。

狄娜.奈葉麗的小說《避難》(Refuge)於 2017 年 7 月出版,目前尚無中文譯本。

1986 年 6 月,移民們在紐約市舉起右手宣誓成為美國公民。(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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