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8 月台北世大運搖曳金色支翼扇葉的聖火台，搭配「台灣巨砲」陳金鋒驚天一揮，火球向上延燒點燃火焰的同時，不只讓人見證台灣精湛的工藝技術，也對背後的設計團隊——豪華朗機工更加好奇。一開始團隊四人昆穎、志建、耿豪與耿華各有專才，「混種」始然成型。近期在台中花博更與 12 個在地單位共創，以 697 朵機械花堆疊出《聆聽花開的聲音》大型裝置藝術作品，可根據日照、風向等環境變化，進行不同樣貌的演繹，比如微風吹撫，花朵隨之搖擺；人群聚集時，花朵會含羞蜷起。這次《週刊編集》一探他們位於北投的基地，深入瞭解團隊自始至今的創作理念與過程
（Ｈ：耿華／Ｊ：志建／Ｋ：昆穎）
請談談豪華朗機工成立的背景與起點
Ｈ：昆穎、志建、耿豪他們三個是北藝大科技藝術研究所的同學，彼此之間會互相協助，我跟耿豪當時的工作室在淡水，昆穎和志建的工作室在士林，所以我們常在兩個工作室之間往返。但我那邊像機械工廠，他那邊很像在做科技藝術，四個人所組成的狀態有點不一樣。
Ｊ：讀研究所時的創作氛圍非常有趣，老師會挑選不同領域的同學混在一起，希望做一個跨域的創作交流。畢業之後，我和昆穎組成「朗機工」，但我們蠻密集跟豪華他們討論裝置怎麼製作。直到 2009 年，我們一起合作電視劇，林昆穎提議再組成一個更大的團隊。那時候我們訂了「混種」的概念，第一年很瘋狂的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創作，像我們跟周書毅合作一個叫《一日》的表演作品；另一個《日光域》是透過募集燈具的方式，去集結一個蒐集式回收的創作，希望作品可以擴及到不只我們四個人，還能從彼此之間擅長的東西產生撞擊。這期間也因為不同單位的展覽邀約，我們開始去思考各單位的屬性，去想能不能有別於既有的創作類型，因此我們通常會把合作的可能導向成為一個計畫。花博對我們來講它是一個計畫性的創作，它不只是一個作品，我們在找尋一種跟不同領域對話與共創的可能性。
成立當時，你們認為台灣的藝術或科技藝術環境如何
Ｊ：畢業後面臨的台灣藝術環境，理論上大家覺得比較成熟的狀態就是進到畫廊，但我們對畫廊機制不熟悉，一方面團隊形式也有其特殊性。2014 年，我們跟「就在藝術」合作，把自己轉化成一個藏家的角色，去收藏九個不同類型的藝術家作品，像姚仲涵的聲音視覺、洪東祿的影像作品等，閱讀完他們的作品之後，再次創作，思考怎麼不破壞作品的收藏，讓作品的概念再擴展。慢慢地，我們進入公共藝術，對我們來講公共藝術就是作品直接被收藏的概念。民眾對公共藝術多半是沒有熱情的，公共環境裡沒有可以感動你的作品，很多藝術家也不想接受委託，我們近幾年反而轉到公共領域去發表作品。2016 年，在台電辦的公共藝術規劃，在視覺藝術體現外，還將表演帶進去，把表演變成一個公共藝術的可能性。近期公共藝術的法令要再做一次修整，這幾年慢慢也有蠻多藝術家投入，我覺得轉變成蠻好的一個氣象。
Ｈ：從個人到團隊，團隊再到組織，作品具有擴散的狀態，這不是一開始就設定好，而是在實驗的過程裡發現我們能夠產生擴散的能量。這裡說的「擴散」不會只有「從我們到別人的擴散」，而是我們彼此之間、在這個團隊裡面，會先有一種內部的擴散。我們四人相處的過程裡互相影響，可以去思考其他人在意的部分。來自不同領域的四個人，如果對一件事情要有準確的討論，就需要調整對話的模式，一起做「調頻」，內部這樣練習，當我們後續要跟不同的企業或是合作單位做一些整合或討論，溝通的靈活度變高了，而且因為我們好像有練習過，擴散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
Ｋ：去創造擴散是沒有預期的，但是本身有這個企圖指向，要去擴散，我們就是一件一件作品去落實，才會找得到。像是《世大運》的時候，那個擴散已經遠遠超過我們能夠處理的範圍，跟宣傳和社會氛圍有關，我們只是把作品做好、做得切題，那就不一定是我們創造了什麼，而是我們被包含進一個更大的氛圍裡面，我們在其中完成一件具有核心使命、大家會看到的作品，像花博的狀態是一樣的。
2017 世大運聖火台後，從藝術圈進一步擴展到大眾開始討論你們，心境有怎麼樣的轉變
Ｈ：2015 年底接到邀請，那時我們還不清楚世大運的核心。後來朋友告訴我《打不到的勇者》這部電影，說 1995 年曼德拉因為世界盃足球賽重新凝聚了種族隔離造成的分裂狀態，他說如果透過世大運，好好的做，也許可以重新凝聚台灣的一種社會文化能量。 2015 年，太陽花學運剛結束，選舉也剛選完，有點紛紛擾擾，台灣的社會狀態容易用負面表述去看事情，習慣淺層評論、習慣隨性的酸兩句。世大運，因為是個國際平台，我們有一種使命感存在，如果能透過一個藝術作品發聲，也許能為大眾凝聚正面力量。
Ｋ：我想分享豪華朗機工在「世大運」跟《聆聽花開的聲音》中間很大的心態的差異。承接世大運，不管聖火或是導演的工作都是全新的，連承辦公司都是全新的，不用說一個聖火台怎麼做，或是一個開幕節目到底要探討什麼，才能把一個國家的標誌或象徵做出來，都是全新的。那時所有人、開幕儀典和活動都很不確定。當我們真的落實到在處理國家論述的時候，才明顯地感受到台灣一直沒有很明確的國家主張。台灣人很愛融東融西，這個「融」，應該就是我們的某種核心。漸漸地，十個月之後，製作群開始學會講出主張，懂得怎麼講出自己的東西，把主張講清楚的過程很痛苦，最後還是端出了一盤世大運的開幕表演。
看到《聆聽花開的聲音》，我認為最大的差異是，這次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主張、我們要做什麼、要談什麼。我們用主張去回應內容，談合作、共創、混種，這些脈絡沒有不見。我對豪華朗機工也是這個想像，我們這群人要去經歷像《全面啟動》的一場電影情節、一場遊戲歷程，在我們打怪的過程，有各種故事會發生，包括各自分開打仗，包括耿豪生病，這些故事對我來說都像是一場電影或一本小說。世大運也在這樣的過程之後，在開幕的那一天就回到現實。
回想決定要做《聆聽花開的聲音》的那一天，我們心中的使命就確定了，耿華一定記得，我們寫了四件事情，其中一個是「為花博點題」，第二個是「在地共創」、「台中榮耀」，最後是「自然共生」。這就是我想説的差別，找出台灣的核心主張，我們認為核心主張就是共創，而共創的結果是榮耀共享，我們都會開心的說這是「我們」的作品。《聆聽花開的聲音》真的做到這件事，有一天花博設計長吳漢中就建議直接為花博點題，後來由市長正式確定，《聆聽花開的聲音》成為同名作品。這就是一個發酵、一個「全面啟動」的過程。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説作品要取同名，沒有人會鳥我們，要真實透過一步一步提出草圖、框架，讓大家看到我們的熱情，當計劃開始往下走的時候，我們就要先有共識，接下來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如何一關一關的打，直到這個名字變成《聆聽花開的聲音》。
這次花博與機械、科技、景觀、文教等領域合作，作品原本需要耗時兩至三年，是怎麼縮短到八個月就完工的呢
Ｈ：豪華朗機工的「說」跟「做」是同時發生的，仔細思考與務實執行是並存的。當我們擁有執行力跟思考力的時候，說服人會變得非常容易。花博是一個 A1 等級的國際博覽會，我們能為博覽會帶來怎樣的可能性？剛開始得知真正能執行的時間，就是只有八個月，照這樣去看，政府的決策會是關鍵點。當時漢中帶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開會，以往都是「策展人，我們聽委員的」，但那次局長說：「委員，這次我們聽策展人的。」，由於委託人相信藝術文化、也相信我們的專業，願意放手讓我們去整合，作品才得以在短短八個月中誕生。
我們提出結合台中的能量，透過市府找到厲害的企業參與，也許不可能的任務就會找到契機。透過市政府先溝通，我們再一家家跟企業分享聖火台經驗中的在地榮耀，很快達成共識，大家產生了使命感並願意去賭。以往大家會說：「你成功了就被收割，失敗了就會被切割」，老實說在這一局裡面切不掉，不管是資金或是物資都好，它已經不是單純的贊助計畫，而是延續世大運一直在談的「共創」，企業產生的使命感，延伸到花博就能完成更高的成就。際峰鈑金企業老闆就說：「安那共，馬西咱台中誒代誌（不管怎樣，都是台中的事）」我們跟企業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我們一起做對的事情，對他們的產業都會有提升。
這個計畫所帶來最大的價值，漢中講得非常好：「我們都會覺得上一代掠奪了我們的財富，可是這一次他們加倍奉還，他們比我們玩得更瘋。」在共創的過程中，上銀集團提供了伺服馬達、驅動器，還協助組裝。我們缺人的時候，總經理直接讓他們工程師出馬，工程師們一開始只是像上班一樣，後來變得完全主動融入，他覺得完全參與到這件作品裡面。對我們來說這是大家的作品，透過這樣的可能性，企業跟我們之間彼此學習到更多的經驗，他們也發現原來透過藝術跟科技的結合，可以玩到這樣的層次，那是一種互相成長的狀態。每個人在這裡面的付出，結構性的改變，對於這件事的認同，才有辦法把時間壓縮成這樣。
Ｋ：我們挑戰的是跟政府合作的體制。因為花博有時間性，像世大運一樣，它就是那一天開幕、不能遲。幾天前，有人建議我們能不能把機械花的傘布再加大一點，我反而直覺想起，要決定一件事時，需要考慮它的拉力、張力、骨架的選擇等等，包括那個傘布上面要開孔、縫線，斜撐力等等，最佳狀態就是現在的傘布尺寸。我想說的是，每一個建議與評論，背後的連動關係，是需要被大眾充分理解。台灣需要更多明白連動關係的人，而少一點隨性斷章的觀點。
Ｈ：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可是它一定是當下最適合的。在有限的框架裡面，不管是時間、預算、人、經驗、現實條件、智慧考量下，去相信最好的當下，因為相信，所以在事情結束之後，它會幫我們開出另一條路，能夠再出現新的發展。如果有人可以因為這件事情看到更多可能性，對我們來說也非常有價值。
Ｋ：以前很容易怕，怕人生氣，怕人眼光，所以就少講一些什麼；現在知道，我們應該要很直接了當地挑出問題核心，去解決它。《聆聽花開的聲音》的各種設計協調，我們從五月一路修正到成果，有機會去現場的話，你會看到那骨架是淡金色的、玻璃纖維是黑色的、那一朵花是紅色的、下面的機構是亮銀色的，這個配色聽起來很亂，對吧？但當你站在現場，你會看到大塊色面，那是整體的，穩穩的在陽光照耀下，會反射出壯觀的體感，而花一展開整個紅色就填滿了表面。尤其傍晚的時候，能發現黑色骨架不見了、它們透明了，傘布就好像浮在半空中。這是很特別的視覺，到清晨、入夜，在光跟暗轉換的中間，那個黑色的支架會不見，你就會覺得一塊紅色的好像小花瓣、或是數位的東西浮在半空中，那是很迷人的瞬間。
你期待民眾會怎麼閱讀《聆聽花開的聲音》？希望他們獲得什麼樣的感受
Ｈ：這個環境原本就設定為海拔 2,500 公尺的高山植被設計，整體視覺上偏綠。我們要從一塊 7,000 平方公尺的大面積去想，從后里車站一走進來的花馬道，第一個視覺感受是什麼？我們把植物的視覺想像放到一個巨型裝置裡，外觀上來看她像一朵花，她也像荔枝、像草莓，有媒體形容她像天上掉下來的一顆鑽石，怎麼想都可以。創作這件事情，本來就可以是充滿想像的。一朵花在綻放的時候，為了觀察到她的時間歷程，所以用縮時攝影去重現開花的瞬間，而為裝置裝上風速機，是為了讓風速、風向變化能跟大地的身體感受連結在一起，讓她是活的；同時，我們也把日光軌跡的 GPS 跟地球做絕對位置的設定，就可以把植物趨光性的特性表現出來。現在《聆聽花開的聲音》有一個含羞草模式，她就會變含羞草。所以說植物特性，必須思考的是如何透過程式編寫去注入靈魂。博覽會是一個教育的過程，小朋友們在那邊吶喊，他們抓到時間點，知道什麼時候會啟動含羞草模式，他就告訴旁邊的觀眾、拍手或大叫，小朋友充滿想像力。
Ｋ：如果一定要說希望觀眾看到什麼的話，我覺得一定要體會到「自然共生的狀態」，不是只講大地、土地長了什麼，科技也是自然共生，去感受全部組合在一起的狀態是什麼感覺。植物傳宗接代的過程，開花是植物整個生長過程中，細胞分裂最繁複的狀態，這也對應到豪華朗機工混種、整合的概念，或是我們跟企業、市府之間共創的概念。
剛提到這件作品能跟很多孩子互動，好奇你們怎麼看現在台灣的設計教育
Ｈ：台灣的狀態是現在流行什麼就做什麼，較少人能夠用長時間維度去規劃事情，一個完整的社會，需要兩萬多種職別，而少掉一些重要的人，基本運作就會出問題。想要蓋一間房子，專業的水電師傅，專業打地基工程，沒開怪手的人，請問房子就蓋不出來？可是現在的台灣教育，似乎認為不唸書的人才去從事這些職別。如果從世大運去拆解，裡面有導演、視覺設計、服裝設計和音樂設計等等，這樣一連串，光設計族群就聚集幾十種人才。如果用行政層面去看，就是橫向整合系統，台灣最缺乏的就是橫向整合的共識，想要把專業高手留住、創平台或聚集志同道合的人來共同創造，就會相當困難。
但我覺得不要追隨我們會比較好，你看我們失敗的經驗，可能你可以跳過，可是不一定可以用我們的方式再模擬一次成功經驗，我覺得很難。所以一定要抓到自己的時代性，用時間琢磨出這一切。
Ｊ：現在最熱門的就是新媒體和科技。可是台灣教育往往是慢社會一步的，學校才剛開始有新媒體科技相關的學院，這樣的教程，反而是跟不上的。如果你對於環境有敏銳度，就是一直順著直覺去學習想做的事情，當你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是現階段社會思維需要被討論的」，那就是一個對的方向，而不用說跟著別人流行的事情。
Ｋ：設計教育，首先必須培養對維度的敏銳度，尺寸、空間、色彩的維度感知力，再來就是按部就班的將材料與工法做出手上功夫的建立。而學期過程中，觀察社會需求更是時時要注入的培養。實際上，台灣目前的設計教育，非常偏向商業應用，這只是一大面向，然而即使是商業應用，也必須日起有功的，所有的專業，最後都必須連在一起，才會有效。
目前有什麼可以透露的未來計劃
Ｈ：以「聆聽花開聲音」來說，我們近期做些開放性計劃，與年輕影音創作者交流，開放資源，讓他們能夠直接操控這朵花；中期的話，我們可以做電子音樂或光節；再來是國際連結，明年4月24日是花博閉幕前，我們期待衝突、跨領域、跨國的共創演出形式能發生。
Ｋ：團隊本體，我們正在邁向第九年，有不同的邀約正在進行，我們也正在籌劃十週年的計畫。敬請期待。
採訪整理 胡士恩 葉文琳 葉素雯
逐字稿整理 王姵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