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魂、失根又失所 —— 羅卓瑤的飄零映像

「不知道我們在澳門的那間屋,還在不在呢?」當攝影機仿若鬼魂般遊蕩著,16 歲那年哥哥失蹤,成為家中禁忌,多年後回澳門,家早被拆除,無得居所。

2014 年,香港雨傘運動爆發,如今平靜的街道曾布滿催淚彈的煙霧,空蕩的路上,在陰陽眼少女眼裡都佇立著歷史抗爭者的遊魂。失魂、失根又失所,曾經的有序,讓 Jeff 在英國才學到「無調性音樂」的惆悵;澳門一二.三事件,讓哥哥的朋友永被停留在當時的年歲;革命起義卻遭刺殺的楊衢雲,成為一塊紀念碑提醒世人;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拉赫曼尼諾夫再未踏足家園。華人離散、花果飄零後,再次回到人事已非的街頭,從澳洲、英國、香港、澳門到中華民國,尋著歷史的軌跡,如鬼魅般遊移回這座似是而非的城市。這是羅卓瑤最新的電影《花果飄零》,而其也憑藉此片終獲金馬獎最佳導演的殊榮。

《花果飄零》描繪陰陽眼少女眼裡空蕩的香港街道,佇立著歷史抗爭者的遊魂。(卓男提供)

羅卓瑤的影視生涯雖起步於香港,但她的家鄉卻是在澳門。1957 年生於澳門的她,長於香港,大學畢業後,遂而進入香港電台擔任編導,後前往英國攻讀碩士。畢業後回流香港,在執導多部電影後,1990 年代中期與其丈夫,亦是編劇搭檔的方令正移居墨爾本。

因於多地生活的個人經歷,同時牽動著大時代下香港人的流動移轉,從居所向外離散,再至各處落地生根,融入異地生活。羅卓瑤將這樣對生活的觀察擺入她的創作中,早在 1988 年的首部作品《我愛太空人》便盡顯其關注的主題,內容雖是有婦之夫和有夫之婦、孤男寡女共處一室的通俗喜劇,但其故事背景的設定卻反映香港於 1980 年代開始歷經的動盪與轉變。

在香港,「太空人」指的並不是登上月球的太空人,而是 1980 年代香港移民潮時期所誕生的特有詞彙。 1980 年初,中英逐步談論香港主權的轉移,許多香港人因擔心未來時局,加上對中共的不信任,遂而規劃移民。1984 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到 1997 年正式回歸的期間,香港人展開繼 1967 年後又一次移民潮。當時,許多夫妻為移居國外生活獲得他國居留權,決議讓一方先於國外定居,另一方則續留香港打拼生存,坐「移民監」;待居留簽證批准後,家庭方能團圓,但這一等,往往是兩年或更久時間,樣樣都必須開源節流下,「移民」也成為家庭的甜蜜重擔。

《我愛太空人》中的甘國亮和恬妞,便是兩個皆被另一伴所「遺棄」在香港的「太空人」,在外房租太貴,只好暫住女子家中,但當乾柴遇上烈火,另一香港都會面貌便而顯現。除了移民潮的著墨,羅卓瑤也觀察整個香港經濟體的變化,如日本外商公司各個普通話流利,只為面向九七後的中國市場。不僅如此,羅卓瑤在輕鬆勵志電影《YES 一族》(台譯:菜鳥大亨)中,更透析由各方文化匯流的香港社會。有奮力工作的在地香港青年、加拿大返港滿口英文的大學生、周圍親戚移民澳洲、加拿大,或自小隨家人從中國南來至港,廣東話尚說不流利的「表姐」,各個角色相異的文化背景,都一再體現香港人的群體多樣性。

羅卓瑤的電影主題雖持續圍繞在移民離散,但她所關注的始終不是去辯證去留的好壞。比起移民的表象,她反而更關心人漂泊的「存在」,以及移民之後,人們又該如何在流離無根的社會繼續生存。這樣的創作雖說旁觀,但其實也投射自身的經歷與選擇。對政府的不信任、對電影產業體制的失望,羅卓瑤迫於各種無奈,為追求心中的烏托邦與確保自我創作的自由,而選擇遠走他鄉,盼尋得更好歸宿。然而,生活在他鄉後,生存是否真如想像中順遂?她逐漸發現,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對自我認同的懷疑與徬徨,或許是身在何地都會面對的難題。

羅卓瑤曾提及自小在兩個文化中長大,雖手寫中國字,但卻受英文教育、以英文方式思考,也在她留學英國的三年期間,才體驗自己既非中國人,也非英國人。「我屬於哪裡?我又是哪裡人?」這亦是羅卓瑤電影中,角色所不停追尋的問題,而她也擅長剖析人的內心語境,以及探究移民的過程、移民後的結果。好比 1990 年的《愛在他鄉的季節》,南生和李紅的「太空人」兩地生活,從中國到美國,亦從東方到西方,甫從文革抗爭的陰影走出,又須立即進入另一個社會治安紊亂的文化大熔爐。一人在異鄉孤苦無依,只能藉由華僑同胞的幫助,居住在潮濕陰暗的地下室,以為移居的是「希望美國」,卻沒想到再次來到充滿種族歧見之地。當壓力迫使人改變自我,就導致了最終的人倫悲劇,南生倒臥於民主女神像下(那一座豎立於天安門廣場,卻在香港受中國政府從中阻撓,沒能重塑反被摧毀的雕像),血染「為人民服務」,而如此的呈現,在六四事件(1989)的隔年,更別具弦外之音。

《愛在他鄉的季節》講述南生和李紅的「太空人」兩地生活。(卓男提供)

在九七回歸前夕,所謂的「九七焦慮」紛紛成為香港電影的創作元素,而羅卓瑤於 1996 年執導的《浮生》,可說是一部格局視野更加廣大,且恰好極為貼合時局的作品。電影開場便呈現一個即將移民澳洲的家庭,三姐弟在澳洲、德國和香港各自生活,但面對無數「移民」後的壓力與質問,究竟哪一個地方才是香港人該去的居所?還是留在家鄉才是最好的選擇?抑或不管去哪裡都有該地要解決的問題? 2009 年的《如夢》更宛若《花果飄零》的前奏,當漂泊的鬼魂於夢中顯影,願尋找現實的歸宿/載體,表面上是個男尋女的愛情故事,實質上仍是講述被遺棄的失根感受,也映照中國一胎化政策的後遺。羅卓瑤通過情感、歷史與夢境,將現實和虛構交織成對存在本質的探索。

《浮生》講述一個即將移民澳洲的香港家庭對去留與否的疑惑。(卓男提供)

羅卓瑤的創作主題總是鮮明未變,而即便歷經三十幾個年頭之久,她的影像放至今日依舊不過時。當香港又一次因社會運動及《國安法》的塵埃落定而掀起移民潮,更恰恰證明所謂的「虛構」,其實都是「現實」的轉譯。而羅卓瑤對於存在的關注更像是海德格《存在與時間》所提及的「此在(dasein)」,比起關心存在本質,她更關注的是此刻,存在者在此地所擁有的存在模式。在流浪之際,雖然中華(香港)民族因動盪而飄零,得起身再次尋覓落根的所在,但或許如同「花果飄零」的下一句「靈根自植」,沒有哪塊領土是永久的居留地,只要有民族的存在和文化命脈的延續,有香港人的地方,必將都是一個「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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