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第一屆人權藝術生活節,讓音樂與詩伴我們度過「霜降到清明」

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主辦的第一屆人權藝術生活節於 11 月 21 日開始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與台大水源校區悄悄展開。取「霜降」時節開演,遙遙呼應著七十年前台大與師院學生被押送馬場町刑場行刑的日子,是紀念也是返回事件的起點。

本文將聚焦書寫「音樂與詩」的單元,看策展與表演者如何以聲音、歌曲和詩,帶領觀眾接近白色恐怖時期一個個未被聽見的聲響、一樁樁被遺忘的慘劇,並展開數篇塵封的家書與遺言。

演出地點選在台大水源校區,也是昔日的國防醫學院,當年馬場町行刑場無法消化的槍決案件都會轉交到醫學院旁的水源地行刑場,隔著一面牆,學生上課時都能聽見行刑處決的聲響。

其中著名的案件是國防醫學院藥科第 35 期學生霍振江的故事。他號召數十位同學,成立了讀書會「錶」,而這讀書會又與同在醫學院的葛仲卿所成立的自治會有些關係。自治會被查、成員被逮補後,讀書會跟著遭殃。國民政府一舉逮補大批學生,學校師生首當其衝地感受著暴行。雖然此前並不是沒有學生被逮補過,不過此慘劇卻有更衝擊的演變。

當時在水源地行刑場的屍體太多,當局竟想出了一個辦法:三日公告無家屬認領,就就近送往醫學院的福馬林池,大約等三個月依然沒人處理,這些遺體就會變成大體老師,供醫學院解剖教學用。當然,這樣對遺體的處置隱含對身體的控制,包括將家屬的「領屍費」訂得頗高,使得生者能目睹受刑人在生前、在死後,皆因其「罪狀」受到規訓。也許這在當時是公開的慘劇,但當眾師生在解剖台上看見自己昔日的同學霍振江時,卻再也無法繼續隱忍情緒。

再拒劇團延續 2016 年《漫遊者劇場》的形式,讓觀眾戴著耳機漫遊在水源校區,在虛構與拼湊之間,打開時代與場域的縫隙。其中曾伯豪的作品《池子》,觀眾跟隨讀書會成員馬興生「老馬」的思緒與曾伯豪的腳步,走過教室、長廊與行刑場。老馬與獄友的談話在耳邊叨叨絮絮,眼前的伯豪又揹個書包、走到哪,那本破爛的解剖學教材都不離手,像是昔日故人借屍還魂,以此中介,觀眾在刑場附近坐下,和耳邊面臨死刑的獄友們一起享用了麵包沾煉乳,再一起以意象的方式,目睹解剖台上的「相認」。

最後伯豪遞出了他手上的那本《外科護理學》(巫祈華編著,民國四十六年初版),為了讓每個人都能看清楚,觀眾很自然地傳閱此書,上一個人熱心地為下一個人指出內容,嘴裡喃喃唸誦,霎時間毫不相干的觀眾群們,就這樣形成了一小組「讀書會」。大家口中喃喃唸的是——在「心臟的創傷」這一標題下,描述了如何為子彈貫穿傷的傷口進行急救,因為那傷壓迫心臟的創口,病人不會立刻死亡。

白色恐怖時期執行死刑,上銬後、受刑人的胸口會貼上一張寫著自己名字的白紙,子彈會穿過那張白紙,再進入胸口。在演出中,我們與角色告別的方式,是從課本上剪下一張人形的紙,在福馬林池子裡面浮著,漂回他的結局。我們通過聲音與場域的縫隙與他相遇,再與他道別。這是藝術創作能使事件發出聲音的方式,是使心臟的創傷不致立刻死亡、快速被遺忘的方式。

另外,在《寂靜的迴響》音樂會中,幾位創作者也從白色恐怖受難者家書中擷取了共感深刻的片段,寫成歌曲頌唱:蔣韜從家族記憶出發,以爵士樂唸唱的形式,企圖捕捉家族間流傳的破碎故事;林奕碩的創作主題則是男扮女裝逃亡的蔡志愿,在當年的流離當中,林奕碩看見的是蔡寫下的那句「假使我是一個女人」。在逃亡當中,蔡開啟了一種對自身性別身分能帶來命運轉折的思索,林奕碩穿上女裝,為已故的人唱出這番曲折的思索。

曾薇熹在《寂靜的迴響》音樂會演奏。(攝影/林敬原)

曾伯豪則以恆春民謠去想像李媽兜這個人物在審判時的一個微小瞬間。從頭到尾配合調查的他,似乎是為了保護女性友人陳淑端,豈知陳淑端早就被刑求,最後兩人一起被審判、獲判死刑、再同時被槍斃。透過歌詞與旋律,這虛構的瞬間被延長,唱出了個人的故事,也唱出群體的悲憤。

曾伯豪帶著觀眾漫遊台大水源校區,參觀作品《池子》。(攝影/張震洲)

曾薇熹則聚焦在女性的受難者遭遇。就像李媽兜案的陳淑端,當年許多女人除了自身案件以外,也常是因為伴侶而受牽連。她們不被允許清洗經血,被折磨到精神崩潰。曾薇熹以經血寫下「中華民國萬歲」,並以曲式設計,期許混屯/再生的可能。

黃瑋傑則為所有表演者寫了一首〈小鎮一切如常〉,透過眾人的聲音連結不同時代、不同命運包括我們的每一個「你」,一次次與他同唱「再會」,一次次在樂音中感受「如常」中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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