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著名的歷史學家被世人貼上史達林主義標籤，英國安全局曾監視他長達數十年，但他真的是一位強硬派和叛徒嗎？他的私人文件傳達了一個不同的故事
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生於 1917 俄國革命那年，並於 2012 年 10 月逝世，享耆壽 95 歲。普遍認定，霍布斯邦是死忠的史達林主義者，他與 E‧P‧湯普森（E.P. Thompson）和克里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等其他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不同，他從未辭去共產黨黨員身分，也從未為信奉共產主義表示絲毫後悔。
在他漫長生命的後半段中，他成為全球大概最知名的歷史學家，他的著作被譯成 50 多種語言、全球暢銷數十億本（例如，光是巴西就賣出十億本）。然而，當 1995 年 BBC 邀他上廣播節目《荒島唱片清單》時，主持人蘇‧勞萊（Sue Lawley）冷淡地稱呼他「霍布斯邦教授」，對他的著作幾乎隻字未提，將焦點放在他畢生對共產主義的不懈貢獻上，使得該次節目從往常的輕鬆閒聊，轉向充滿敵意的審問。
他 20 世紀最暢銷的著作《極端的年代》，被譯為 30 種語言，許多評論指責他淡化史達林主義的惡行，而法國極富影響力的反共歷史學家皮埃爾‧諾哈（Pierre Nora）及弗朗索瓦‧福雷（François Furet）為防止該書在法國出版所做的努力則相當成功，以致於它最終是由比利時一間不知名出版社譯為法文。
他成年後，「史達林主義者」的標籤一直伴隨在側，並在許多方面影響了他的事業。即便在冷戰正式開始之前，這標籤也讓他無法在 BBC 謀職。1945 年，他申請了一個製作教育性廣播節目的全職工作，幫助服役多年的軍人適應平民生活。BBC 認為他是「最適合的候選人」，但該任命很快便遭英國安全局否決。局方警告，霍布斯邦「不太可能放棄任何得以為共產黨宣傳、招募黨員的機會」。
直到 1947 年，他設法保住了在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歷史系講師職位，對那些因政治觀點而讓學術生涯陷入困境的左翼分子而言，伯貝克學院可說是一個避風港。雖然他已產出一些專業學術文章，但他的其他出版計畫如同他的 BBC 職涯，也因同樣的質疑受挫。1955 年，他的《工資勞工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age-Worker，暫譯）遭兩位匿名學術評論家拒絕推薦，他們認為該書缺乏客觀性，因為那是本馬克思主義作品。直至今日，這本書仍未出版。
僅管他作爲經濟史學家的名望逐漸顯赫，霍布斯邦在伯貝克的職位卻長期無法升遷。他向牛津和劍橋申請的經濟史教職也因政治立場被拒。1972 年，他與 BBC 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他在廣播節目《個人觀點》（A Personal View）中的一集探討美國輸掉越戰的原因，而其對越方的支持立場讓他又惹禍上身。美方向 BBC 施壓，要求電台委任一位前英國情報官員出面反駁，有點難以置信地，這位官員竟辯駁説美國根本沒有輸掉越戰。當然，如同霍布斯邦本人指出的，英國對共產主義的敵意相對於某些國家（如美國），算是相當輕微的了。但這仍舊對他的職涯產生了顯著影響。
霍布斯邦真是一位危險的共產主義者？史達林主義的辯護者？又或是許多人認為的，死心塌地的馬克思主義強硬派嗎？仔細閱讀他於 2002 年出版的自傳《趣味橫生的時光》以及他的其他著作，會大幅消去這種過分簡化的論點。但真正的答案，要在他大量的私人文件裡才能找到，包括日記、信件，及未出版的個人回憶錄；還有其他來源能補足這些私人文件，包括英國國安局保存了數十年的大量檔案。這些資料傳達了什麼樣的故事呢？
成為一名左派知識分子
有些針對霍布斯邦的偏見，顯然奠基於一種他不那麼「英國人」的感覺（情況和英國真正的敵人，因畢業於英國公立學校而免受懷疑的劍橋五諜（註 1）相反）。霍布斯邦出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在維也納度過童年。他的成長背景引來當權者的懷疑；而他的猶太人血統更近一步打擊了他的名聲（一份英國政治部〔Special Branch〕的報告，形容他少年時曾一起生活過的叔叔哈利為「愛挖苦、愛批評、說話嚴厲、看起來有一半猶太血統、長鼻子、頭髮稀疏，且有一雙藍眼睛的人」）。
人們過去（且至今仍然）普遍認為霍布斯邦是位難民，以為他和家人是在 1933 年為了躲避希特勒而從德國逃到英國。事實上，他的父親是英國人，因此他生來便是英國公民。他的母親是一位熱情的親英派人士暨專業譯者，並堅持在他們維也納的家中講英文。他在學校被同學們稱作「英國男孩」。然而，他早期對共產主義的投入卻是無庸置疑的。1931 年，雙親早逝後（父親死於心臟病、母親死於肺結核），他被送到柏林與叔叔嬸嬸同住。他碰上一陣過熱的政治氛圍，柏林年輕人們面對的，是非共產即納粹的極端抉擇。作為一名自由主義猶太家庭出生的英國男孩，霍布斯邦除了投身共產主義之外，別無選擇。
但還有一些其他更私人的理由能解釋他的選擇、解釋他為何從未放棄在柏林習得的共產主義理想。他在維也納成長的家雖然貧困，但教養有度；經濟大恐慌時，法律限制了德國企業雇用外籍人士的數量，他的叔叔因此失業，財務狀況慘澹，這與他高中的同學們相對富裕的家境形成強烈對比。他對自己破舊的外衣和拮据的居住情況感到羞恥。「只有徹底翻轉，」他在日記中坦承，「並為之感到驕傲，我才能克服這股羞恥感。」共產主義者真正的吸引力在於，他們讓貧窮變成一種美德。
雙親逝世後的青少年歲月裡，霍布斯邦拼命尋找一種歸屬感，與叔叔嬸嬸同住只讓他獲得部分滿足。有段時間，他在童子軍身上發現這不太可能存在的東西，然而，共產主義運動真正地滿足了他所有深層情感需求。他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的文章，參加社會主義德國學生聯盟（SDS）的活動，並在 1933 年 1 月 25 日參與了柏林最後一次盛大的共產黨遊行。幾天後，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的生活愈發危險。但霍布斯邦的叔叔席德尼是出於經濟問題而非政治原因，才決定舉家遷往英國；當時席德尼甫經歷又一次的投資失敗，這次是在巴塞隆納。霍布斯邦經商失敗的親戚之多，他會認為資本主義沒什麼未來也不足為奇。
在 1932 年年底納粹開始失勢時，德國共產黨仍在持續壯大。那是在國家立法機構中擁有 100 個代表席次的一場運動；後來霍布斯邦接觸到英國共產黨（CPGB）時相比，反差實在過鉅。英國共產黨直到 1935 年才有第一位議員打入西敏宮，而黨員身分幾乎就跟一種宗教派別差不多，這絲毫沒讓霍布斯邦留下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英國共產黨是一個激進的工人階層組織，沒有心思理會知識分子。
每天在家中以德文寫著日記，霍布斯邦得出結論：這不適合他。他已相當有自覺地決定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一個徹底的知識分子。」他開始明白，自己的才智非比尋常，但為自己缺乏吸引力的外表困擾已久。他的表親丹尼斯殘忍地對他說，他「醜得像罪過，但有腦袋」。霍布斯邦開始週復一週、貪婪地閱讀馬克思所有重要文章。「讓自己沉浸在列寧主義中吧，」他在給自己的筆記中寫到。「讓它習慣成自然。」
在讀完 12 頁列寧思想後，他在日記中註記：「令人驚訝的是，這使我振奮，讓我頭腦清醒。讀完後我心情非常好。」這並非多數人埋首讀完《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等著作後會有的感受。至於史達林，霍布斯邦幾乎未曾提及。
霍布斯邦也是一個政治上的現實主義者。工黨是 1930 年代英國左派唯一的大規模運動，因此霍布斯邦避開了共產黨，自願在 1934 年地方選舉為工黨助選（就像他 1945 年在全國大選中所做的那樣）。而且他的興趣絕不狹隘，他走訪倫敦畫廊和美術館，閱讀無數（英、法、德文）小說、詩集和劇本等，並且在爵士樂遭共產黨文化政策強烈譴責之時，發展出對爵士樂的熱愛。
身為一名共產黨員
1936 年，在他成為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生後，他的興趣益發廣泛。正是此時，因為在西班牙內戰（1936-1939）中工黨未能支持共和軍，導致愈來愈多學生投奔共產主義的行列，而霍布斯邦也終於以劍橋社會主義俱樂部（Socialist Club）的形式加入了共產黨。但很快地，他便對俱樂部裡的政治教條感到厭煩。他認為俱樂部的活動和他負責編輯的公報「空洞無趣」，於是他放棄了俱樂部，轉向非政治的學生期刊《格蘭塔》（Granta），同樣適時地成為編輯。在此，他有機會寫些與他特別熱衷的劇場相關的文章，同時也為劍橋重要人物和來訪的政界人士撰寫簡介。
西班牙內戰結束後，他繼續擔任黨內成員，並為支持中歐的姊妹黨做了一些工作，至少在他們於 1940 年代末淪為史達林主義無情進程的受害者之前是如此。但事實上，霍布斯邦從未表現出一名共產黨員該有的樣子。他不是個運動人士，也從未真的站在街角販賣共產黨文學；他定期為非共產黨（「資產階級」）刊物寫文章，因而迎來黨內的反對。他承認自己是一個「運動局外人」。他主要專注在共產黨史學家小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的工作上，該小組是一個相對較短期的組織，於 1940 年末到 1950 年代初期營運，主要功能限於「理論研討」。英國安全局軍情五處探員監聽倫敦共產黨總部談話的記錄顯示，雖然該黨試圖讓霍布斯邦表現得像個忠誠黨員，但一位資深黨員曾抱怨「他剛剛停止回覆任何信件了！」
霍布斯邦選擇奉獻的，是以「小寫 c 」開頭的共產主義理想（註 2），這種理想是透過他在青年時期所讀的馬克思經典而習得，而非真實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而且，他仍和 1930 年代時一樣，堅信共產黨必須要與其他左翼黨派合作爭權：因此，他對法國人民陣線（French Popular Front）充滿熱情；人民陣線在共產黨等左翼黨派支持下，於 1936 年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自由派政府。
然而，1950 年代，合作的機會降到最低點。英國共產黨冥頑固守史達林主義，且得不到大眾支持。霍布斯邦心裡的幻滅感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擴大。比方說，當史達林的政策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東歐其他共產主義國家對「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s，或換句話說：猶太人）的審判時（即史達林執政末期針對猶太人的一連串迫害），他怎麼可能會支持史達林的政策？畢竟，他認識當中的許多人，也清楚那些指控前是加諸在他們身上莫須有的罪名。
1953 年，史達林逝世後不久，國際共產運動陷入嚴重危機。1956 年 2 月 25 日，蘇聯共產黨第 20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譴責史達林周圍滋長的「個人崇拜」，以及他犯下的無數謀殺和暴行。這段演講的內容流傳到西方後，英國共產黨高層卻試圖忽略。但由霍布斯邦、湯普森和希爾領導的史學家小組在 1956 年 4 月發表了對英國共產黨的尖銳譴責，表示黨並未對於「過去不加批判地支持所有蘇聯政體及觀點」作出反省。黨內刊物《世界新聞》（World News）上爆發了一場激烈論戰，其中霍布斯邦特別呼籲，共產黨應公開對抗它的歷史、錯誤和謊言。他要求由下而上的民主改革；一味由上而下強行「黨的路線」是無法令人接受的。黨內領導層則對他進行拖延和混淆戰術。
危機在 1956 年 10 月升級，匈牙利在史達林主義政權數月來的拖延迴避後，自由主義政府憑恃大規模群眾示威（史稱「十月事件」）上台掌權。11 月 4 日，莫斯科以一場軍事侵略回應，鎮壓新政權，至少 2,500 名試圖抵抗的匈牙利人遇害。霍布斯邦公開聲明此事件震驚黨內知識分子，且「刺穿了他們信念與希望的核心」。為避免與支持此次侵略的倫敦領導層公然對抗，他勉強認同在保守右翼政府掌權的威脅下，侵略有其「悲劇的必要性」，但要求「蘇聯應該盡快撤兵」。
當領導層拒絕讓步，一場激烈論戰在黨內爆發。一通英國安全局監聽到的通話中，一名黨員說「霍布斯邦想呼求推翻現有領導層，並制定新政策」。他對黨內領導人的態度被形容為「好戰」。領導層的史學家（如湯普森）絕望地退黨之後，霍布斯邦要求擁有組織黨內反對派的權利。一位黨內領導人稱他為「危險人物」；另一人則說，他與其他史學家是「一堆毫無頭緒又邋遢的人，且可能十分危險」，他們要求的「自由」將帶向「政黨無政府狀態」。霍布斯邦則攻擊英國共產黨「非常自滿」作為回應。英國共產黨拒絕讓步。他和其他史學家只是「沒有骨氣又沒有膽量的知識分子」。希爾和其他大多數人都在未達成任何事的情況下退黨。
霍布斯邦在許多方面與他們同行，為他們的期刊《新理性者》（New Reasoner）撰文、加入他們在黨外的新左翼俱樂部（New Left Club）。黨內報刊《每日工人》（Daily Worker）編輯喬治‧馬修斯（George Matthews）宣稱，如果他們「促使霍布斯邦退黨」在他眼中「會是好事一樁」，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一個局外人」。霍布斯邦被召到共產黨總部，並被告知「他們希望他留在黨裡，但別做任何可能讓自己被退黨的事。」監聽資料記載道，「霍布斯邦非常沮喪，並發誓他從未想要退黨。」
此次交流深具啟發性。再一次凸顯出霍布斯邦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深刻感情，他一直保有黨員身分便是最好的象徵。然而，黨內多數知識分子多半是在 1930 年代為了對抗法西斯主義，才走向共產主義，也因此，一旦戰勝法西斯，離開對他們而言並不艱難，但霍布斯邦的投入卻更深沉。然而，此刻頑固的史達林主義英國共產黨卻將他晾在一旁。
1950 年代中期後，霍布斯邦轉而重視西班牙和義大利改革導向的「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t）黨派所建立的一個相當不同的模式。直至 1980 年代，他追隨起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開始相信英國工黨必須與部分中產階級結盟，因為工黨長期仰賴其支持的舊工人階級已在減少；若不聯手中產階級，英國的民主將註定失敗。
他絕非一名史達林主義者，現在更成了新工黨的預言家。1983 年尼爾‧金諾克（Neil Kinnock）當上工黨黨魁後，採納了他的想法，並由 1994 年接任黨魁的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付諸實行，雖然霍布斯邦後來因布萊爾未能瓦解保守派在八〇年代施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感到懊悔（「穿褲子的柴契爾」是他替布萊爾下的評價）。
而這一切如何對他做為一名歷史學家產生影響？霍布斯邦的共產主義，和歷史著作暢銷全球的知名度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
首先，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歷史著作從不純然是馬克思思想。他遠非一位「中歐知識分子」，儘管有些人這麼稱呼他；他受法國知識分子影響最深，尤其是那些與《年鑑》（Annales）期刊相關的史學家團體（註 3）。霍布斯邦自 1930 年代以降在劍橋的精神導師、經濟史學家莫尼亞‧波斯坦（Mounia Postan）向他介紹「年鑑學派」的研究成果，邀請該學派先驅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到劍橋，從諸多層面分享他們對歷史的信念。他們相信歷史是一門包羅萬象的學科，不僅能分析政治、經濟和社會，也能處理藝術，甚至過去生活中的所有面向。
1950 年代，霍布斯邦在巴黎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和異議左翼知識分子交往加深了他對法國歷史學派的瞭解。他的著作《革命的年代》於 1962 年出版，其中清楚地顯現了年鑑學派的影響，此後的《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亦是如此。然而，他的著作之所以具有廣泛吸引力，則是借鑒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模式，以清晰有力的方式布局，並從極其廣泛的、各種語言的來源中，獲取範例和證據加以說明。在此，他從青年時期開始對歐洲文學的深度閱讀，以一種結合優雅與智慧的方式展現其影響力，以一種傳統馬克思論述永遠無法做到的方式吸引著讀者。
同時，就如同湯普森等英國其他馬克思史學家，霍布斯邦在 1956 年起與英國共產黨漸行漸遠，思想因而獲得解放。在 1940 年代、1950 年代初期寫過勞工階級崛起後，他轉而研究歷史中邊緣而異常的角色，「原始的叛亂」、千禧年主義者、盧德主義者、盜匪，和看似非理性，實際上卻在他們對資本主義侵略其生活方式的反抗之中，展現出極大理性的民運。當然，霍布斯邦將他們全歸為馬克思主義目的論的基本範疇（畢竟他們是「原始的」叛亂者，不像馬克思勞工運動中理應成熟的現代叛亂者）。儘管如此，對於每個能讀出言外之意的人來說，他對他們的同情是顯而易見的。
馬克思思想給了他的著作一種僅憑實證歷史無法達到的一致性和結構；助他發展出概念，讓粗糙而未成形的歷史材料得其意義，同時，因為這些思想的新穎與爭議性，也給了他辯論和探討的主題，這些主題至今仍在史學家間流傳——「17 世紀危機」（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工業革命中生活水平的下降」、「社會型盜匪」（social banditry）、「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延長的 19 世紀」 （the long 19th century）等。同時，觀念和思想從未迫使基本證據讓位——當事實與詮釋衝突時，霍布斯邦幾乎總是謹慎地向事實屈服，例如他在著作《帝國的年代》裡放棄了馬克思的帝國理論。無論是作為一名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或是一名職業歷史學家，他從來都不只是個宣道者（propagandist）。
至於柏林圍牆倒塌後，他在生命最後 20 年內，和共產主義者的過往歷史的對峙之中，對於許多破壞了共產形象的罪過與暴力，未見他曾隱藏或忽略的跡象。他太常面臨的、要他懺悔及揚棄（其觀點）的尖銳要求，則理應被蔑視。然而，讓《極端的年代》如此引人入勝的，恰恰是這樣一個奇景——一名終身共產黨員，試圖去接受（通常做得到，但並非每次都成功）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長期信奉的理念之失敗。
本文作者、歷史學家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的《霍布斯邦：歷史中的一生》（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暫譯）已於今年二月出版，目前尚無中譯本。
註 1：劍橋五諜為二戰時期，蘇聯在英國安插的五名間諜，五人皆出身中上流社會，於劍橋大學就讀期間被蘇聯正式招攬為情報特工。
註 2：大寫 C 共產主義（Big C Communism）指由共產黨所倡導、通常為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小寫 c 共產主義（Small c communism）是無需遵從馬克思列寧意識形態，且可由任意一群人共享資源的共產主義。
註 3：指法國學術刊《經濟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在 20 世紀初主流的實證史學飽受質疑之下，由馬克‧布洛克與費夫爾反思傳統史學後創立。此後，「年鑑學派」取代實證史學成為代表史學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