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慶連假的兩起外送員死亡車禍後，零工經濟的僱傭議題再度被搬上檯面。肯‧洛區（Ken Loach）新片《抱歉我們錯過你了》正是刻劃在「零工時契約」（註1）的承攬議題底下受困的勞工。在《衛報》專訪中，這位長期關注社會底層的導演談起了自己為何仍要奮不顧身拍電影，以及英國工黨應該好好對付的「海盜」新首相
在傳奇的電影片場，大小很重要：大設備、大表演、大自我中心、大預算、大銀幕。在這個片場，上述幾項概不適用。
我們在英國蓋茨黑德市某貿易園區的陳舊倉庫內，連後面辦公室的地毯都髒到烏漆墨黑。整個製片的核心人物不是趾高氣昂的導演，而是一位高齡 83 歲、戴著眼鏡的削瘦長者，非但不大吼大叫發號施令，反以一種媲美健康飲品禮貌而健全的語氣說話。
「好極了，伙伴們！」他說，身上裹著大衣，抵禦不斷襲來的秋日涼意。
這是肯‧洛區，發言聳動的社會主義煽動者。近期他登上新聞頭條的言論包括：工黨副黨魁華森（Tom Watson）是「對工黨未來最大的威脅」、工黨前黨魁米利班（Ed Miliband）是「假左派」政客，而這些全發生在 9 月的短短一週內。但片場氛圍感覺不像政治研討會，更像學校露營。
「凱倫，」洛區告訴一個演員，「我們等一下會有更多妳的鏡頭。」當他查覺話中的影射之意（註2），咯咯地笑起來，演員與工作人員也笑出聲。他給了更多拍攝的指導，接著又笑了起來：「瑞奇、查理，別鬧，」更多笑聲。「我們今天有自由派媒體來採訪。」
自從他早期作品《鷹與男孩》大放異采至今已經過了 50 年，洛區仍奮力不懈，收攏階級敵人，將現實混入這個多元世界。他的新作《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無疑被視為 2016 年《我是布萊克》的姐妹作，後者探討引起保守黨議員譴責的不人道福利制度，而該制度正形塑著全球第五大經濟體（英國）關於貧窮議題的公共辯論。
「薪貧族」故事
兩部電影的背景都設定在英國東北的泰恩河畔新堡，亦都刻劃殘破經濟與懲罰性制度下苟延殘喘的市井小民，兩部電影的主角都有可能是你的父親、叔叔、伴侶——那些這些在體制之下原本滿懷希望，卻在大銀幕上的 90 分鐘內，被無盡絕望的黑暗深淵所吞噬的人。
在《抱歉我們錯過你了》中，那人名叫瑞奇‧透納（Ricky Turner）。剛自曼徹斯特搬來的透納，從前是建築工人，直到金融危機搞垮了當地的建築業。他最新，或許也是最後的努力，是成為送貨司機，就是那種將貨車停在雙黃線並將包裹或箱子搬到你家門口的送貨員，也是維繫現今消費經濟的人。他的妻子艾比（Abby）滿懷希望想擁有一個自己的家，隨著 2007 年提供他們房貸的銀行倒閉，這個夢想也一併被扼殺。她是一名看護，在她公司允許的幾分鐘內盡最大可能照顧病人和老人。
這對夫妻都在零工經濟體系下工作，這個零工時契約的世界裡，幾無假期或病假工資，而這些公司用話術哄騙勞工說他們「是自己的老闆」，即便他們會因一丁點差錯或超時一分鐘而被懲處。那橫陳在話術與現實間的巨大鴻溝，在電影開場幾分鐘便彰顯無遺，當瑞奇在工廠簽約並承諾要當「自己命運的主人」時，另個司機扔給他一個塑膠瓶說：「你會需要拿這個來小便。」他們必須遵循的開車路線，無法讓司機去上洗手間。
多年來，我一直在為《衛報》做勞僱關係方面的報導，而今天來到這裡，是想看看電影能夠如何處理一個經常只出現在報紙上的議題。我見過一位受傷的清潔工，上司的百般霸凌讓她萌生自殺的念頭；被經理「像牧羊犬」一樣吹口哨使喚的私人出租車司機；一名已經 46 歲仍和母親同住的外包保全人員。根據英國工會總會（TUC）的統計，有 470 萬英國人在零工經濟體系下受僱，從高日薪的顧問、東倫敦的時髦文青，到那些為了賺取連基本開銷都負擔不了的低薪，而拼命工作的人們。
維多利亞時代的資本主義下，一天到晚有工人的四肢卡在機器裡被截斷。21 世紀資本主義所做的事情，大體上沒那麼血肉模糊，卻同樣具有毀滅性：它使你充滿了自我實現的夢想，即便它同時摧毀著你最深層的自我認知。
「這個勞力就像水龍頭一樣可以隨時開關，」洛區說。
「這次接續了布萊克那部片，因為在為那部片做田調時，我們驚訝地發現，在食物銀行裡很多人都有工作，而且當我們在社福部門辦公室時，大多數（領取救濟金者）也都有在工作。在我們的談話中，『薪貧族』（working poor）的概念跳了出來。」
在洛區團隊裡大多數重要伙伴都已陪伴他數十年。劇本寫了好幾十年的保羅‧拉維帝（Paul Laverty）為了做這部片的田野調查，他在停車場閒晃，與司機聊天，跟他們一起進行送貨，看著他們沒日沒夜地工作，只靠摧殘健康的能量飲料來勉強維持體力。
另一方面，卡司陣容則多半是新面孔或相對不知名的演員。例如男主角克里斯‧希欽（Kris Hitchen）——他在過去的 20 年裡一直是名自僱的水電工，就像瑞奇一樣開著貨車到處工作。而在現實生活中就是送貨司機的其他演員，也會回應裝卸和掃描包裹的拍攝指導，提供這些工作實際上如何完成的繁瑣細節。
這是洛區的第 27 部長片，而且是用他的方式來拍。劇本是按照順序拍攝的，演員隨著劇情而得知故事的發展——這樣更能讓他們驚訝。「我只是希望表演能發自真心，」他說。午休時間，大家擠上一台小巴出發去一間教堂。洛區想起在洛杉磯拍《麵包與玫瑰》時，有名演員問：「椅子在哪？」洛區回答：「什麼椅子？附近有幾張，隨便拿一張吧。」
「我們總是會有一張上頭寫有我們名字的椅子。」
洛區問：「你幾歲？」「60 歲。」
「我他媽的 75 歲。你看到我坐下來的時候，你再坐下。」
洛區笑說：「我們可以一直拍下去，因為我們花費超低廉的。」
「海盜」首相與「創意的敵人」
今年 9 月初，我在他位於倫敦蘇活區的製片公司再次見到洛區時，已經是將近一年後了，電影已經準備好要上映。在剪輯室外頭，保守黨政府未能成功讓英國脫歐，特蕾莎‧梅伊（Theresa May）下台，換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入主唐寧街十號。許多工黨議員脫黨組織新政黨「改變英國」（Change UK），結果卻一敗塗地——即使傑瑞米‧柯賓（Jeremy Corbyn）的工黨在民調中下跌了約 10 個百分點。而當洛區走進聯排住宅辦公室的閣樓時，他眼前最緊迫的問題並不是宣傳新電影。
新任首相「非常危險」，他說。「一個有說服力的民粹主義者、一個海盜般不擇手段又口無遮攔的投機者。」同時，他也對在野黨立場抽絲剝繭：「我們一直沒有在政治上痛擊強森。我們一直假裝他只是個笑柄，而且一直沒有對他的立場進行更犀利的分析。」
覺得下次大選工黨勝算有多少？「他們有機會贏……」他開口說道。然後，這位永遠的現實主義者又打住想了想。「柯賓需要一個團隊，而這正是他周圍議員的失敗之處。看看那些說：『我們不會和他合作』的人，他們多半會樂見一名右翼領導人吧……而領導階層對（工黨的）右翼妥協太多。」
這對柯賓而言並不是常有的批評：這批評來自他最忠實、最高調的支持者之一。但如果對方邀約，洛區會「毫不遲疑地」像 2017 年時一樣，再為工黨拍一支競選影片。
他建議的解決方案之一，是迫使工黨國會議員在每次選戰前都要重新申請其職位。這項策略使擔任巴金區議員長達 25 年的瑪格麗特‧霍奇（Margaret Hodge）也必須再為政治生涯奮力一搏。「選舉中的每一位候選人，無論是國會議員或地方議員，都應重新挑選。每位候選人都應該回答：『過去五年來你做了什麼？』」
他另一大要求是，所有佩戴工黨紅玫瑰黨徽的人，都要努力爭取社會主義：「加強工會權利、計劃經濟、增加地方投資、剔除國民保健署（NHS）的私有化元素。」
注意，他的清單上少了什麼。「最重大的問題超越脫歐，」洛區說，他當初是投給留歐，雖然他因為歐盟的「自由市場導向」而「帶著非常沉重的心情」投票。「如果要進行改革，它必須來自工人階級。因此，講述他們的故事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瞭解我們的歷史很重要。」
這個信念，是 BBC 的戲劇部門教會他的。作為 BBC 經典節目《週三劇場》（Wednesday Play）於 1960 年代的導演，洛區專注於那些幾乎沒有機會在銀幕或舞台上露面的演員，並把他們帶到 BBC1 台的黃金時段上。「那個計畫的唯一目的是：詮釋這個世界。」在那個英國電視上僅有 2.5 個頻道（能收看 BBC2 台的區域不多所以只算半個），而且電視節目在下午茶時間才開始播的時代，每集節目都是一大盛事。他們成為頭條新聞，引發熱議。他拍攝探討遊民議題的《凱西回家》（Cathy Come Home），促使關注無家者的慈善機構「危機」（Crisis）成立。
這是廚槽現實主義（kitchen-sink realism）的十年，是電影《一夕風流恨事多》（A Kind of Loving）和《甜言蜜語》（A Taste of Honey）的十年，儘管洛區說，那一派電影人有一關鍵性的不同：「他們將北方的勞工階級視為一個地點。」就跟今日媒體的刻劃一樣，工人階級既是道具布景的一環，也是職業生涯上的一階。「約翰‧史勒辛格（John Schlesinger）去了美國，林賽‧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回到了皇家宮廷劇院……」而對於他、對於《週三劇場》製片東尼‧嘉內特（Tony Garnett）和編劇羅傑‧史密斯（Roger Smith）來說，「那個題材主旨本身，才是我們工作的核心。」
他說，如今「一切都被微觀管理，被一個凌駕於節目製作者之上的階層所控管著。我們拍《凱西回家》時，老是有人説：『你為什麼選這個人來演？』」這種干預既有政治層面，也有評論層面，洛區引用了一句嘉內特的話說：「這是創意的敵人。」
他所描述的，是能容忍激進政治和形式試驗的自由多元主義之死。製作人蕾貝卡‧奧布萊恩（Rebecca O’ Brien）曾試圖與贊助過洛區電影的 Channel 4（英國公共電視台之一）的電影部門接觸，希望他們投資《我是布萊克》。經過了漫長等待， Channel 4 旗下的 Film 4 相關人員才來了電話。她回憶，「他們過了非常、非常久才終於回覆我。來電的人說：『很不好意思……但目前上頭認為我們已經在做同個議題了，因為我們正在拍《福利街》（Benefits Street）』」對此，Film4 的發言人則回應說，他們已經「贊助了 11 部肯‧洛區的電影，而且當時仍處於發展階段的《我是布萊克》對我們來說並不合適。」最後，該片製作費由 BBC 電影部門埋單。
「人們知道潛規則是什麼，」洛區說。 否則「電視電影中應該會充斥著對於貧窮、遊民、可憎的不公義、愚蠢的私有化、崩潰的國民保健等議題的憤怒。但事實上卻沒有——就是因為那種壓力。」
就在我們進行訪談時，愛丁堡電視節的麥克塔格講座（MacTaggart lecture）上了頭條新聞，這要歸功於 Channel 4 新聞主管桃樂絲‧拜恩（Dorothy Byrne）在演講中稱現任首相為「眾所皆知的騙子」。儘管有了拜恩風暴，洛區還是認為之前的一些講者讓一切看來雲淡風輕。
「麥克塔格講座——那是吉米‧麥克塔格（Jimmy MacTaggart），《週三劇場》的主要製作人。吉米是個偶像破壞者（iconoclast），不斷在試圖顛覆權威。而麥克塔格講座的講者，全是麥克塔格會把他們全剪光的當權者。現在他們反而利用講座來為建制發聲。」
過去的講者有不僅一位，而是有三位梅鐸家族人馬，包括魯柏‧梅鐸（Rupert Murdoch，福斯集團老闆）本人、Google 的艾力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以及由 BBC 和 ITV 大佬組成的董事會成員。「這就是他們對他名字所做的邪惡行徑。他如果還在世，肯定會嚇壞。這些人——吉米‧麥克塔格還活著的話，他會撒尿在他們身上。」
對洛區而言，BBC 出品的東西充斥著輕鬆的自滿之情。「BBC 的調查報導是個笑話。」然後他的砲火轉向近期聚焦工黨內部反猶太主義的 BBC 時事紀錄片節目《廣角鏡》（Panorama）。
「這大概是我在 BBC 看過最噁心的節目。噁心是因為這節目用他粗製濫造的新聞報導，以最殘暴的宣傳方式煽動對猶太人種族歧視的恐怖情緒……而且是從有意摧毀柯賓的人那購買了這種政治宣傳（propaganda）。」
即便洛區有些觀點（尤其在沒有統計數據支持之下的觀點）聽來貌似合理，但這個回應聽起來跟工黨最初的反應很像，一樣搞不清楚狀況——鑑於片中員工的證詞，他們情緒激動地說著自己的心理健康如何受到嚴重傷害。
不管在訪談或是在他的電影中，要捕捉洛區最難的地方在於，要將他的發言跟他的說話方式結合。他是最不愛出風頭的煽動者。
1940 年代，媽媽跟擔任電工的爸爸，每年會帶著還是個小男孩的肯尼斯‧查爾斯‧洛區（Kenneth Charles Loach）到黑潭市度假一週。他還記得看到「老爸穿著皮鞋跟西裝到海邊……看到搞笑街頭藝人跟笑成一團的人們」。而他的作品也經常閃耀著這一絲對於享受生活傻事的寧靜喜悅，從客串演出他每部電影的三腳狗，到瑞奇‧湯姆林森（Ricky Tomlinson）在《雨石》和《底層生活》中大露屁股的搞笑鏡頭。湯姆林森已高齡 80 歲，洛區希望他們未來還能合作，「不過我不知道他的屁股現在是不是已經年久失修。」
至於洛區自己：「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再拍一部。拍片確實愈來愈難了。對於要完成一部電影，你永遠會有一股不安全感。知道自己要離家很久，知道自己的身心都必須準備好，打一場每天工作 12 到 14 小時的硬仗。」
當訪談進入尾聲，我開始思考，為何英國對於這位影壇巨擘如此漫不在乎，而這個國家又是否還會再去支持鼓勵另一個和他同樣充滿政治熱情與藝術天賦的人。
註1：零工時契約（zero-hours contracts）指雇主不需要提供僱員最低工時，雇主依據需要指派工作，也有可能臨時通知上工。零工時契約讓僱員承擔所有風險：沒有固定工時及工資、沒有福利，做多少算多少。
註2：原文為「we’ll see more of you later」，其中一個歧義有性暗示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