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死線可以解決拖延問題嗎？

不知不覺又到了凌晨4點，距離繳交成品的期限只剩下三小時；然而，你還是寧願一部接著一部看 YouTube 廢片，一邊帶著罪惡感，一邊繼續拖延你的工作⋯⋯這是許多人都有過的拖延經驗，畢竟工作實在太痛苦了，比起立刻開始工作，還不如先看個3分鐘影片放鬆一下再繼續，之後就是想補救辦法、無盡地拖延循環。為什麼人們會拖延？而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想拖延的問題呢？

在經濟學中，我們通常會假設人們對於某個選擇帶來的滿足程度（更常用的術語是「效用」）會隨著時間過去愈來愈小。同樣是200元的消費券，假設現在用可以帶來100分的效用，那麼一個月後才用掉可能就會打八折而只剩80分。如果又等一個月，效用再打八折，就只剩下64分了。這種設定通常被稱作「指數型時間偏好」，也就是說，效用會隨著時間過去而呈現指數型的下降。這樣的假設還算符合我們對於人性的觀察：比起一年後的今天能不能拿到200元，我可能更在乎下個月的200元紅包。這樣的設定，也可以幫助我們排除一些奇怪的行為。舉例來說，如果我對金錢的效用完全不隨時間減少，那麼我就應該在拿到每個月的薪水之後全部拿去存定存，一毛錢都不花，一直等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把錢全部領出來瞬間花完。

指數型時間偏好的另外一項特性，就是我們在計劃未來時，並不會因為換了個時間就換了腦袋。比如說，我在兩個星期後要完成一篇2,000字的文章，而從現在開始規劃工作時程。考慮到時間偏好，為了把痛苦分散在各週，我可能會想要現在先寫525個字，然後在第一週結束前寫655個字，最後一週結束前寫820個字左右。（因為我的效用／痛苦每過一週就會打八折，所以我下一週承受的痛苦打八折，以及再下一週承受的痛苦打六四折，應該要和我這週的痛苦相同，才能平均分散我的痛苦。如此算下來，就會得到525、655、820的分配法）。假如我十分理性，就能按部就班地分散痛苦、完成文章。

這和拖延症有什麼關係呢？雖然是老生常談，但人們的時間偏好並不見得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減少。有時，人們會不自覺特別在乎當下的效用，而將未來的效用另外打折扣。這在行為經濟學中被稱為「當下偏誤」（present bias）。我是一個有當下偏誤的人，而且我盲目地相信自己不會有當下偏誤。那麼在最開始，我就會充滿野心地設下525、655、820的計畫。但是等時間真的到了第一週結尾，當我看著剩下的1,475個字，我瞬間覺得非常痛苦，因此決定重新計劃：我這週只要寫555個字就好，剩下的100個字就留到下星期。由此可知，因為當下偏誤，人們會更重視現在的享受，而想把痛苦留到未來。同時，如果我們低估自己的當下偏誤，就會設立一個過於樂觀的目標，因而產生拖延的現象。

要如何才能不拖延呢？其中一個可能的方法是設定階段性的死線。如果我們在工作開始時，就有人逼我們簽下軍令狀，說好每星期需要達成的進度，也規定如果期限內目標沒有達成，電腦就會直接燒毀。如此一來，在這種強烈外在力量的驅使下（我沒有電腦沒辦法活！），就算你再怎麼不想工作，還是會被這個後果慘重的死線逼得不得不做事。不過，如果反過來由我們自己來設定階段性的死線，能不能幫助我們克服拖延症呢？或者，死線反而會為我們帶來副作用？

紐約大學的經濟學家阿爾貝托・比森（Alberto Bisin）和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的凱爾・海德曼（Kyle Hyndman）在2020年發表的一系列研究（註）就討論了設定死線與拖延的關係。他們請一群學生在三週內完成三套簡單的單字排序任務。學生分成三組：第一組沒有設定任何期中死線，只要三週後完成三套任務就行；第二組學生則被指定每週完成一套任務；最後一組則可以自己選擇死線要設定在哪裡。有設定期中死線的學生，同時被規定一定要在每一次死線前完成任務才會得到報酬。

第二組和第三組的差別，在於第三組的學生可以透過自己設定死線的方式來調整工作的進度。我們可以猜想，以下各種學生對於死線的不同反應——沒有當下偏誤的學生永遠可以正確判斷自己該做多少工作，所以怎麼設定死線對他們來說沒有差別；而有當下偏誤，又沒意識到自己會有當下偏誤的學生，就會設定太過樂觀的死線，並且直到最後都完成不了。

結果發現，有死線的學生經常都是壓在死線最後才完成任務，顯示出他們的確有充分利用到死線，拖延到最後一刻。然而，研究也發現，不管有沒有設定死線，或者由誰來設定死線，任務的完成率其實差不多。也就是說，死線的存在並沒有讓人們更願意完成工作。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設定死線在這個實驗當中反而可能有害。因為這些學生過分相信自己能完成任務，在設定死線時太過天真，所以他們設下自己完成不了的死線，導致失去領取報酬的機會。在台灣也很著名的暢銷行為經濟學科普書《誰說人是理性的？》的作者丹・艾瑞利（Dan Ariely）也有過類似的研究，但他們發現的結果略有不同。艾瑞利確實指出死線的確能幫助人們克服拖延。不過比較一下這兩篇研究的設定：艾瑞利是要求受試者在幾個小時內完成任務，而比森和海德曼的研究則橫跨數週。如果時間偏好的影響要在長一點的期間才會顯現（想想一小時後或兩小時後拿到紅包的差別，和一週或兩週後拿到紅包的差別），那麼比森和海德曼的實驗確實更合理。不過說了這麼多，看來拖延症仍沒有一個絕佳治療方法。除了承認未來的自己就是貪圖享樂之外，也只能提高違反死線會帶來的懲罰，然後努力當一個死線超人了。

註：Alberto Bisin, Kyle Hyndman,  “Present-bias, procrastination and deadlines in a field experiment”,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