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楊士琪不再可能:《還願》、「削蘋果」和塔可夫斯基的燭火

《還願》遊戲畫面。(赤燭遊戲 Red Candle Games)

今年 2 月《還願》的下架,意味著一個時代精神的結束,一個自 1983 年楊士琪以降的時代精神之結束。它當然不是現在才結束,我們只是在從夢境中驚醒時,發現了它多年來在沉默中的死亡。

1983 年 8 月,中影改編自黃春明小說、由三段故事組成的集錦電影《兒子的大玩偶》進行試映,小野、吳念真的「伎倆」被拆穿,同時中國影評人協會(1964 年於台灣成立)熱心地進行了一些「檢舉」與「建議」。其中,描述住在貧民窟的台灣工人阿發被美國上校軍車撞斷腿,卻意外因禍得福的〈蘋果的滋味〉,被國民黨文工會下令刪減。美麗島大審、林義雄家血案和陳文成命案,在當時不過是兩、三年前剛發生的事,然而戒嚴之下的未知風險並沒有阻止這個痛;在楊士琪於《聯合報》綜藝版的一系列報導——〈兒子險些失去玩偶〉、〈中影「削好」蘋果今再送檢〉——中轉變為巨大的憤怒,最終阻止了刪減的發生,也逼迫出台灣電影的提前解嚴以及新電影蓬勃發生的條件。1985 年,在《青梅竹馬》的片頭,楊德昌將電影獻給前一年過世的楊士琪。今天台北電影獎的「楊士琪卓越貢獻獎」,便是來源於此。

你或許會說,「削蘋果事件」和「還願事件」,在各種層面上都完全不能等同,因而根本不該被相提並論:「削蘋果」面對的是黨國封閉系統的禁令和戒嚴,而「還願」面對的是自由市場的投資,以及代理商、投資人的訴訟;「削蘋果」中觸碰禁忌的正是〈蘋果的滋味〉的核心影像和故事情節,而「還願」中觸碰禁忌的,則是在遊戲裡你壓根不會注意到的一個惡作劇;「削蘋果」激起了義憤填膺的團結與憤怒,而「還願」則在互相檢討、尷尬、道歉、委屈,和痛苦中漸漸沉寂下來;《兒子的大玩偶》是電影,《還願》是電玩⋯⋯簡言之,一個「無聊的自找麻煩」,怎麼能八竿子打不著地和一個「別無選擇的革命」相提並論?

然而,是什麼讓我們的靈魂死去?我不禁想問,是什麼讓我們變得如此麻木?

是什麼事物直接導致「還願事件」的發生一點都不重要(儘管它之後回溯性地不再如此)。「還願事件」的重要性正在於透過一個藝術的瀕臨死亡、透過一個禁令和一個創傷,告訴了人們,我們和我們的藝術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當中。就像36年前的「削蘋果事件」告知了當時的人們,他們和他們的藝術正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和時代轉捩點上一樣。

正是在這裡,我們似是看到了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和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控制社會」(Societies of Control)之差異:在前者中,我們面對一個封閉的全控系統;在後者中,權力不再存在於一個封閉有限的時空場域,而躲到看似自由的可取得性、資訊網絡、自我效益評估,和無國界的流動資本背後去。

我們不斷讓步,因為錯以為自己是自由的。我想尤其是在所謂的「電影人」身上,我們更必須提出這個疑問;尤其是在這麼多年來,聽到太多來自這群自稱「藝術工作者」的人口中關於市場價值的恐嚇之後;尤其是在「還願事件」發生後這群人的集體無反應之中,有多少人想起了當年的「削蘋果事件」?又或者,有多少人還在潛意識中偷偷等待著另一次的「削蘋果事件」?好像到時候我們就能證明自己的道德完整性尚未四分五裂,好像到時候我們就會變得勇敢。有多少人誤會了藝術家和成功人士的差別,好像等到我們有錢了,我們就會搖身一變成為藝術家。

然而永遠等不到,因為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它其實已經發生,它只是不會再有一個清晰可見的時空座標,它只是持續不斷地發生。

楊士琪於《聯合報》報導刊登的〈中影削好「蘋果」今再送檢〉翻攝圖。(翻攝自《聯合報》)

當楊士琪不再可能,當「規訓社會」和「控制社會」在今日的中國身上做了最糟糕的可能結合,我們是否有辦法找到我們靈魂的「逃逸路線」?而是否早在中國資本無處不在之前,早在鄭有傑的〈潛規則〉之前,我們就早已意識不到藝術的死亡?

以某種弔詭的方式,〈蘋果的滋味〉和《還願》彷彿都以一種來自未來的過去式,提前遇見了自身的命運,一個苦難後的勝利、和一個永劫回歸的蒼茫地獄,是在此意義上,意外地只是寫到一半的必然。7 月中,赤燭團隊宣布《還願》短期內不再上架;9 月中,《返校》電影版即將上映。當媒體、網路和大眾的焦點回到赤燭,也同時照耀到電影人身上,或許能夠看到一些意外。

我只是想說,赤燭的兩個作品,已經做了太多台灣電影這些年來應做而未做到的事:重新幫我們定義了「寫實主義」,就像當年的新電影所做的那樣。什麼是「寫實主義」?難道不正是對存有的重新座標?

我不斷地想起兩個人,一是楊德昌,一是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有多少人還記得,《一一》中的大田先生是做電玩的?而《一一》難道不正在以一種最溫柔的方式,捕捉到了這個藝術精神的死亡?

至於塔可夫斯基,更正確地來說,是《鄉愁》中俄羅斯詩人拿著搖曳的燭火試圖穿越溫泉的那一幕(而《鄉愁》正巧和《兒子的大玩偶》同一年上映)。這正是塔可夫斯基最劇烈地感受到在「規訓社會」和「控制社會」中的擺盪而無所歸依的時候,寄寓在燭火上的掙扎明滅的靈魂,呼應著稍早自焚的多明尼克,好像是拒絕死去的幽魂。而不論《還願》能否再上架,不論赤燭的未來會如何,《還願》都不會死去,從它下架的那一刻開始,它就已經成為幽魂,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時代精神——無所歸依的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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