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眾多國家、城市陸續封閉之際，我們仍能看到 17 世紀哲學家霍布斯所描述的政治本質：有一些人得以告訴其他人該做什麼
我們一直聽到有人說這是一場戰爭。但這真的是嗎？往常的政治爭論看似消失，而這有助於給予當前的危機一種戰爭感。3 月 23 日，英國首相強生在電視上對全國發表一段關於剝奪我們自由的嚴肅聲明（全境封鎖三週），而反對黨領袖除了對此表示支持以外毫無貢獻。英國議會則以目前能夠運作的方式，僅僅做個樣子敷衍了事。人們被困在家裡，他們的班機被限制在國土境內。還有些建議組建跨黨派聯合政府的聲音。我們習以為常的政治失去了蹤影。
但這不是政治停擺。這是將政治生命的一層剝去，顯露出底下某些更真實的東西。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我們傾向於將政治想成不同政黨為了我們的支持彼此競爭。我們專注於政治生命的作為者及其作為：誰在爭取我們的選票？他們為我們提出的政見為何？這些政見的受益者又是誰？我們將選舉看成一種解決這些爭議的手段。但在任何民主國家裡，更大的問題永遠都是「如何做」：政府將如何運用我們給予他們的超凡權力？而當他們有所作為後，我們又將如何回應？
這些都是政治理論學家一直以來潛心研究的問題。但如今，它們不那麼紙上談兵了。如同當今危機所示，鞏固政治存在的首要事實是：有一些人得以告訴其他人該做什麼。所有現代政治的核心都是個人自由與集體選擇的權衡。這是 17 世紀中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當時英國正為一場真正的內戰所撕裂。
就如霍布斯所認知的，行使政治統治就是擁有左右人民生死的權力。而我們可能給予任何人此一權力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能以此為代價，換來集體安全。但這也意味著，我們正將生死決定，託付給我們最終無法掌控的人。
主要風險便在於，那些受託於我們的人，可能拒絕執行他們被託付之事。到這個時候，僅會剩下兩個選擇：要不人們被迫服從，運用當局得以支配的強制權（coercive power，係懲戒違背意旨者的權力）；或者，政治全然崩潰——而霍布斯認為，這是我們最應該戒慎恐懼的結果。
在民主國家裡，我們能夠奢侈地等待下一次選舉來懲罰政治領導人的失職。但當基本的生存本身都岌岌可危時，這幾乎沒有任何安慰效果。但不論如何，相對來說，敗選也算不上什麼懲罰。他們可能會因此丟了飯碗（儘管少有政治人物會落得窮困潦倒的下場）；而我們則可能會丟了性命。
這些選擇的真面目，常被民主尋求共識的當務之急所掩蓋。而它並未消失。政府正盡其所能地用基本常識作建言，為其決策擦脂抹粉。政府說，依舊相信個人能做出健全判斷。但就如同其他歐洲國家的經驗所示，當危機加深之際，嚴峻現實也愈漸清晰。只要看看義大利的市長們對選民咆哮，要他們待在家裡的影片就知道了。
「投給我，否則另一夥人當選」是民主政治慣例；「給我這樣做，否則……」則是血淋淋的民主政治。而到了那時，民主看來便與任何其他政體沒太大差別。
這場危機還揭露了其他一些難以接受的真相。國家政府確實很重要，而你處在哪個政府之下，也真的很重要。儘管此次疫情是全球現象，且許多不同地方都有類似經歷，但各別政府所採用的決策，將大幅影響疫情衝擊。對於決策施行時機和程度的不同看法，仍舊意味著沒有哪兩個國家有著全然同樣的經歷。到了疫情告終之時，我們都可能看到誰做對了，什麼事又做錯了。但就目前而言，我們只能任憑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擺布。這是另一件霍布斯曾警告的事：在所有政治的核心，都不可能避免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要素。這是個人政治判斷的任意性。
在封城期間，民主國家會顯現出其與其他政體的共同之處：在這，政治最終也是關乎權力與秩序。但我們也能看到一些根本差異。這並不是說民主國家是較好、較親切、較溫柔的地方，或許它們試圖做到，但最後往往不了了之。不過，民主國家會發現，它更難做出真正嚴厲的決策。「先發制人」（Pre-emption）——在情況變得危及前先處理問題的能力——從來不是民主的強項。我們等待，直到我們別無選擇，接著我們調適應變。那代表，民主國家總會落後於這類疾病的發展曲線，儘管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擅於迎頭追趕。
中國等專制政權同樣也會發現，直到情勢迫不得已之前，他們難以正視危機——而且，與民主國家不同，只要能方便它們行事，它們可以壓制負面消息更長時間。但當它們無可避免地必須行動時，它們可以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中國封城的成功之處在於，透過無情的「先發制人」管控住了疫情。然而民主國家也有本事做到同等無情——正如它們在 20 世紀全面大戰中的表現。
但在戰爭中，敵軍就在你的正前方。而在此次疫情中，病毒只有在每日一連串的感染與死亡案例中才會顯露出它所經之處。民主政治成了對空揮拳：政府不知道哪些群體是真正危險的。
有些民主國家已設法更快適應：在南韓，廣泛追蹤及對潛在帶原者鋪天蓋地的監控下，疫情已被控制住。但就這個案例而言，2015 年 MERS 疫情爆發讓南韓政權有得以借鑑的近期經驗，那次疫情也形塑了南韓人民的集體記憶。以色列可能也做得比許多歐洲國家好——但以色列社會早已處於永久備戰狀態。當你已經學會如何應變，再度應變起來會比較容易；如果你是走一步算一步，這就會更加困難。
近幾年來，全球政治有時看似就只是在各種對立的專家政治形式之間做選擇。在中國，有一黨專政的國家支撐著由工程師們組成的政府。在西方國家，則是經濟學家和央行高層掌權，在民主體制的限制之下運作。這造就了一種印象，即真正的選擇，是關乎如何運作龐大、複雜社經系統的技術判斷。
但在過去幾週內，另一個現實也逐漸挺進：最終的判斷是關乎如何運用「強制權」。這不單單是技術問題，有些任意性無可避免，而在民主的應變能力和專制的無情之間，權力行使的爭奪，將形塑我們所有人的未來。我們與幾近四百年前霍布斯企圖逃離的駭人暴力世界有著很長一段距離。但我們的政治世界，仍舊是霍布斯得以指認的。
本文作者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為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著有《民主會怎麼結束: 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等書。
註 1：3 月底，英國保守黨議員弗里曼（George Freeman）提議應於疫情期間籌措跨黨派聯合政府。
註 2：專家政治（Technocracy），又譯技術官僚政治，即以技術專家取代職業政治家的政治制度。
註 3：近代中共高層領導階級大多有工程或科學背景，習近平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工系，前任胡錦濤是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江澤民則是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