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讓脫北者想要回去?

南韓不是逃離殘酷政權的樂土,孤獨和貧困是共同的命運

沒有人知道金宇朱(Kim Woo-joo,音譯)回到北韓時會遭遇什麼,一年多前,他逃離了世上最暴虐的政權,以追求在南韓過上自由的生活。

今年 1 月,這位 29 歲的前體操運動員走近分隔兩國的邊界,翻過一道高高的鐵絲網,步行 4 公里穿過戒備森嚴的非軍事區,避開了地雷,但沒有逃過監視器,鏡頭拍到這場逃亡的次數不下 5 次。

從南韓穿越非軍事區回到北韓的決定,是金宇朱一連串離奇旅程的最新篇章。2020 年 11 月,他從反方向踏上同樣的旅程,逃離了他的祖國,但避開了大部分脫北者的首選,北韓與中國邊境的路線。

在否認他是間諜後,尷尬的首爾官員不得不承認,金宇朱對南韓的生活愈來愈失望,以致於他願意在北韓面臨折磨和可能的監禁,而重返祖國。

他大膽的逃亡引發了令人不安的問題,即來自北韓的政治、經濟避難者究竟遭受何種待遇,對他們來說,在民主、資本主義社會的南韓生活有時遠遠不如預期。

例如,根據南韓統一部的數據,儘管這些脫北者的人均月收入在 2019 年創下新的高峰,仍遠遠落後於南韓人。統一部表示,去年有 1,582 名脫北者除了在南韓重新定居時領取福利補貼,還獲得了額外的財務支援,而 47 % 的人表示他們正遭受精神折磨。

這些人之中很可能包括金宇朱,他擔任一名夜間辦公室清潔工,似乎沒有任何朋友,也從未與鄰居說過話。其中一名鄰居告訴記者,他在逃跑前盡責地留下了一張床墊和其他物品以供回收。

「如果你在北韓的產業界或政府部門工作,你不能指望在南韓能做同樣的工作。」協助脫北者的非政府組織「北韓自由」的南韓國家主任朴錫吉(Sokeel Park,音譯)說。「你會因為地位的落差遭受打擊,這會對心理健康產生影響,尤其是對北韓男性而言。」

新來的人要花上 3 個月接受詳細盤問,以確保他們不是間諜,然後再花 2 個月左右待在定居協助中心「統一院」,接受諮詢和指導,瞭解在南韓生活的實際情況。

脫北者抵達南韓後,會先接受 3 個月的調查,再到統一院學習當地的生活。(Getty Images)
脫北者的孩子在放學後回到統一院生活。(Getty Images)

他們有資格獲得 2,000 萬韓元(約 45 萬 7,000 元新台幣)的政府補貼,以找到住所或大學宿舍,並在每個月收到 32 萬韓元(約 7,437 元新台幣)的津貼,為期 5 年。

朴錫吉說,這之間欠缺的是北韓 —— 儘管有數不清的缺點 —— 所能賦予他們的群體感,這對那些來自農村的人們尤為重要,他們正努力應付首爾這種使人漸失身分認同的大都市生活。

朴錫吉說,雖然脫北者在經濟上苦苦掙扎,並在教育、住宅和就業方面受到歧視,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們會考慮重新叛逃。「脫北者回到北韓,總是會讓人感到震驚,對其他脫北者來說亦是。」他說。

雙重叛逃不可避免地會成為頭條新聞,但這種情況相對較少。在叛逃到南韓的 3 萬 3,800 名北韓人中,只有 30 人返回北韓。

「當你想到有多少人參與其中時,不可避免的是有些人會改變心意,這是人性使然。」朴錫吉說。「如果這 3 萬名脫北者都沒有回去,那就太奇怪了。」

朱日龍(Joo Il-yong,音譯)與母親和妹妹離開北韓時年僅 13 歲,當時他父親抵達首爾還不到 1 年,就在那裡存了錢,讓他們得以脫逃。

朱日龍畢業於首爾高麗大學,今年春天將在那裡開始讀碩士,他是一個脫北者的成功故事,但他說他能理解為何少數北韓人最終回到了他們曾經如此迫切想要離開的國家。

「最大的障礙之一是兩國之間的系統性差異。」朱日龍說,在他父親決定孩子應該生活在一個擁有「機會和未來」的國家後,朱日龍於 2009 年抵達南韓。

朱日龍補充說,在一個富裕、自由的社會中生活所感受到的好處很快變成一種負擔。「在北韓,我們不必計劃我們的生活,都是政府在做。但在南韓,我們必須對自己的生活負責。我知道在南韓重新定居是一項挑戰,但遠不及在北韓生活那麼困難。」

有些人在被家鄉的親屬持續情緒勒索後返回北韓,這些親屬多半受祕密警察施壓。「有時候,他們只是非常想念在北韓的家人。」朱日龍說。

「但我不認為這裡的生活挑戰過於嚴酷或不公平。事實上,這些挑戰讓我更快樂,激勵我更努力地工作和讀書。」

在去年的農曆新年,一名脫北者在非軍事區附近的臨津閣望拜壇祭拜北韓的祖先。(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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