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非常安靜，靜得讓我聽見耳朵裡的聲音，嗡嗡嗡的，像有隻果蠅鑽進耳道，在裡頭迷了路。樓下的街道悄然無聲，沒有郵差高呼「掛號！」的喊聲，沒有工人整平柏油的鋪路聲，沒有店家裝修門面敲敲打打的裝潢聲。
今天是星期日，本來就應該是安靜的。校園沒有學生追逐，沒有下課十分鐘走廊上的嬉嬉鬧鬧。辦公大樓旁的小吃街沒有成群覓食的上班族，統一配戴識別證，說著主管的閒話。市場沒有騎淑女車買菜的婆媽，車頭的菜籃總是搖搖欲墜，煞車時會發出讓人耳朵刺痛的高頻。
嘶～嘶～嘶～那聲音可以傳得很遠，連我耳道裡的果蠅都得摀住耳朵。
星期日是卡繆筆下《異鄉人》的主角莫梭一個禮拜中最討厭的日子，「星期日讓我心煩……」他悻悻地說，「我從來就不喜歡星期日。」
星期日即日曜日，太陽之日，也是主日，是耶穌復活的日子。但卡繆不信上帝，莫梭不喜歡星期日與神無關。
這戶位在盆地中央的頂樓加蓋，我已住了十多年，十二生肖的圖案在新年紅包袋上換過一輪。在同一地住了那麼久，光是用聽的，我就能掌握房子的屋況，知曉季節的更迭（夏季時停在屋頂上的鳥比較聒噪），覺察選舉的輸贏，感受平安夜的聖靈充滿，並知道遠在外地比賽的中華隊擊出了全壘打，因為整個社區都會對著電視機尖叫。
我甚至能從窗外的施工聲與車流聲，辨別出今天是星期幾，有些時候，還能聽出這座城市的心情。今天的安靜與我在這個房間度過的其他六百多個星期日都不一樣，無聲不是源自於休息，無聲是源自閉鎖——鎖在每一扇門後的憂心忡忡。
「如無必要，請別出門。」國家領導人透過宣傳機器對國民進行道德勸說，這是島國升三級警戒後的第一個星期日。
道德這古老之物，在危急時刻被推上了前線，成為注射疫苗前人類對抗病毒唯一的解方。現代人以為科技保護著社會，以為醫學築起的高牆讓人百毒不侵，然而在科學、政治與病毒僵持不下的三方角力中，渺小的個人必須暫時回歸部落生活的型態，直到科學勝出掃蕩戰場之前，人能自保的方式竟是如此原始，好像文明萌生的年代。
清潔自己的身體，與他人保持距離，時時喚醒那種風雨同舟的道德感。
習慣的生活一夜之間替換成新的現實，熟悉的事物退卻成過往的記憶——公園裡的野餐、假日的散場電影、到城郊山上眺望到的晴天。移動不再是一種自由，在家工作、在家用餐、在家就學，也在家祈禱。
停滯不動的身體限縮了心理的想像格局，旅行從日常的選項中剔除，家，成了最近的遠方。
當莫梭到濱海小鎮參加完母親的葬禮，搭公車返回阿爾及爾的家，他住的臥房面朝城區幹道，晴朗的天光下，他彷彿能聞到路面的氣味，「路上逐漸空無一人，剛才擠滿人的電車幾乎淨空。」他在窗台上抽菸，打量眼前的街景，「侍者在空蕩蕩的餐廳裡清掃地上的碎屑，真是再典型不過的星期日午後。」
典型的景色，通常會給人安心的感受，而反常往往是焦慮的來源。5月的悶熱空氣中竄流著焦躁的耳語，這非典型的星期日午後，我戴上口罩，靜默下樓。
城市非常安靜，一圈黃色膠帶捆住社區的盪鞦韆，童年暫時被封印起來。土地公廟的香爐邊貼了一張「因疫情升溫，各宗教寺廟不開放參拜」的告示，神也得居家隔離。我和錯身的路人互相盯著口罩上緣那對憂傷的眼睛，會不會，我們有一天只記得別人戴上口罩的樣子。
我觀看著，也消化著步行途中環繞在身邊的新常態，在新聞中看了一年的他國景象，此刻在我居住的城上演。這種「延後發生」，加深了意識裡的雙重現實感，如蘇珊‧桑塔格在〈愛滋病及其隱喻〉中所說：「有正在發生之物，亦有它所預示之物，即行將來臨然而尚未真實發生的不能真正控制的災難。這其實是兩種災難，其間存在空隙，想像力深陷空隙中，不能自拔。」
不能自拔的，還有對旁人健康的猜想。黃昏時我走回巷口的拉麵店要外帶今日的晚餐，點餐的隊伍間，人與人空出了愈來愈深的距離，因為誰都有可能是潛在的帶原者。
星期日原是我到酒吧放歌的日子，夜店勒令歇業了，夜貓子們早早就寢，在家派對的效果比在家就學更差。酒一個人喝不醉，音樂畢竟是一起聽比較好聽，沒有 DJ 的晚上，城市非常安靜。
就在那片靜謐中，一輛救護車的聲響淒厲地劃破夜空，驚醒了每一個作著噩夢的人。他們在黑暗中問自己：這部不見天日的默片，會不會從此只剩這一種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