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想像史：烏有、錯位、再對蹠，重新想像一座城邦的方法 「香港來的風」飛地台港對談沙龍

文　許恩恩
圖　Chang Photography／陳冠中提供

一開場，湯舒雯由五本「21 世紀初台港的政治幻想小說」展開論述：駱以軍《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朱天心《南都一望》、陳冠中《盛世》與《建豐二年》以及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

湯舒雯將這些作品區分為「未來小說」與「烏有史」，未來小說是「從未來倒退敘述成為已然的未來，而不是純然的預言」，可溯至 1902 年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其關切的仍然是當下。烏有史同樣處理政治幻想，但比較面向「過去」，如《建豐二年》設想國共內戰由中華民國取得勝利，又如《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假設馬共取得勝利，皆是改變某一個時間點或事件，架設出一個平行時空。

如果不是這樣

從「重新想像城邦」的角度，駱以軍的作品中，《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較少被討論，該作描繪經歷大瘟疫、大空襲與海峽戰爭的台灣，能夠看出後冷戰的感覺結構；朱天心的《南都一望》寫數十年後的台灣經歷南北戰爭、社會腐敗的景象，同樣反映了外省族群在台灣的焦慮以及「藍綠惡鬥」下的感覺結構。

陳冠中《盛世》出版於北京奧運隔年，寫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盛世之下如何自處，有如重新探問魯迅「鐵屋中的吶喊」課題；《建豐二年》與《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又是一組有趣的對照，都在處理「1949年，如果不是這樣⋯⋯」。湯舒雯並分享過去在演講中請聽眾朗讀《建豐》中假設林語堂獲得諾貝爾獎的〈樹森與歐梵〉章節時，每每都有聽眾紅了眼眶。

台灣的奇幻寫實主義

主題轉向近代台灣，湯舒雯以黃崇凱、瀟湘神以及楊双子三位新生代小說家為例，說明台灣千禧世代的政治幻想小說特徵是「奇幻寫實主義」，藉由「時空錯位」作為歷史糾正／記憶術。例如穿越回到日治時期的台灣，或者假造歷史素材來製造虛實效果。從這些小說的內容與表現方式，又能夠歸納出「共情」與「賦權」的關懷，湯舒雯將之暫時命名為「轉型正義（期）小說」，作家們集體表現出一種期待能「復活未實現的歷史潛力」的傾向。而這種帶有啟蒙與轉譯意識的新興美學政治，則呼應兩代烏有史所共享的「時空錯位」文學裝置。

湯舒雯特別提到近年來「今日ＸＸ，明日ＯＯ」的語句，便很有政治幻想小說的意味。台灣千禧世代的政治幻想作家不避諱理念先行，視文學創作為介入政治倫理議題的一種媒介，然而這種新的想像共同體，強調民族異質性與跨國（族）底層結盟，與過往作家所設想的華文文學圈相去甚遠。

城市的發展，
「想像」扮演什麼角色？

目前人在北京的陳冠中，最新作品《北京零公里》甫獲得紅樓夢決審團獎，知識淵博的他，將沙龍主題「城市想像史」拉回實際物理層次——一座城市是如何規劃的？

他以兩句話開場：一是城市保護學者安東尼・騰（Anthony M. Tung）所言：「城市因人的意志而建，因人的意志而毀，因人的意志而保護。」；二是去年仙逝的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在地是安全、空間是自由」。

陳冠中以個人經驗為例，說明香港作為「city」的現代城市美學認同，曾經歷轉變。他早年到波士頓，受當地城市美學景觀的影響，回過頭來評價自己成長的香港「粗俗」。在那之後，卻又從外國朋友口中聽到「香港太有趣了，霓虹燈多漂亮，商標多好。」他不禁反思，「異國情調」如何影響一個人去觀看和想像一個城市。

陳冠中指出，作為現代性觀念起源的西歐國家，在19世紀已勾勒出對城市的想像。例如花園城的建設想像人們搬到城市外特別大的地，想像城裡有各行各業的居民，想像一座自給自足的烏托邦，背後反映了勞動階級因城市的生活條件惡劣而想離開。進入 20 世紀後，更兇猛地極端現代主義又帶來了新的衝擊與構想——「城市改變很多，正是因為大家（新的）想像出現了。」

文學作品中的城市

陳冠中接著和大家分享「以寫作重新發明一座城市」。

《尤里西斯》作者喬伊斯曾發出豪語：「如果有一天這個城市（都柏林）從地球消失，你們仍能根據我的小說來重建它。」生動地展現出作家對城市的豐滿細節掌握。而後，《尤里西斯》啟發了吳爾芙，像《達洛維夫人》便是以倫敦市為中心書寫。這類書寫城市、活化城市的小說於是愈來愈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學者馬爾羅 1933 年《人的命運》中寫的上海，而同時期住在台灣的上海人劉納鷗，同樣在《都市風景線》中描繪了上海的氛圍和景觀。

「小說『發明、呈現、再現、隱喻』城市。」演講的最後，陳冠中更分享許多關於城市想像的精采作品：首先是白先勇《台北人》、張北海《俠隱》、金宇澄《繁花》、馬家輝《龍頭鳳尾》、黎紫書《流俗地》以及他自身的新作《北京零公里》。

時空錯位、雜種城市與「期待」

活動最後，主持人張潔平回到陳冠中〈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這篇文章中所提到，能夠通熟於多樣性華文的「超級讀者」。張潔平自述過去與同代人經歷華語文學共同體的期待，但「讀著讀著就不見了」，很大一批人都很失落，但這樣的感受也是斷裂的、難以溝通對話的，不會被新的焦慮所共情。

「文學的好處就是『不是作者說了算』。」湯舒雯說文本是脫離作者當下存在而帶來救贖，如同洪席耶所說，是「讓不可見的東西可見，讓不可感的東西可感的一種載體。」所以作品並不會被掃進歷史垃圾堆，而是持續碰撞、引起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