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烏克蘭人而言，這是一場「去殖民化」的戰爭——而這包括俄羅斯著名的藝術傳承
我最近在基輔的烏克蘭國家歌劇院（National Opera of Ukraine），看了一場烏克蘭作曲家米可拉・李森科（Mykola Lysenko）製作的歌劇表演。這部充滿魅力和喜劇性的作品名叫《波爾塔瓦的娜達卡》（Natalka Poltavka），改編自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烏克蘭語言學先驅伊凡・科特利亞列夫斯基（Ivan Kotliarevsky）的作品。在俄羅斯飛彈攻擊導致的嚴峻局面之下，這齣歌劇彷彿是個避難所。
在烏克蘭，儘管空襲警報幾乎每天響起，威爾第、普契尼、莫札特的歌劇，以及《吉賽爾》、《仙女》等芭蕾舞劇依舊上演。但放眼望去，再沒有柴可夫斯基的《尤根．奧尼金》或《黑桃皇后》，他的定番芭蕾舞劇《睡美人》與《天鵝湖》也無消無息。所有俄羅斯文化，包括文學和音樂，都從戰時烏克蘭的節目單上消失了。當我回到英國，聽到 BBC 廣播第三台播放著輕快的俄羅斯音樂時，我幾乎嚇了一跳。
這種缺席（有人會說是抹去），在烏克蘭以外的地方很難理解。今年春天，當卡地夫（Cardiff）當地的交響樂團將柴可夫斯基《1812 序曲》從演出曲目中刪除時，人們困惑到幾乎要抗議：刪掉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在讓普丁和他的親信得到「擁有」俄羅斯文化的滿足感——這樣的審查制度正中俄羅斯下懷。柴可夫斯基本人早已離世，還是政治異己和國際主義者——各式各樣的爭論開始出現。要經過一番仔細的解釋才能說明，在俄羅斯砲轟烏克蘭城市之際，選擇這樣一首歌頌著俄軍戰績，且收錄真實砲彈聲響的曲子，在某種程度上不只是品味差的問題——特別是當樂團成員的家人直接受砲擊影響時。
事實上，這類現象鮮少在西歐出現。人們繼續讀著契訶夫和萊蒙托夫的作品、演出穆索斯基（Mussorgsky）的音樂。俄羅斯文化並沒有如普丁所說的「被取消」（cancelled），而活躍於國際舞台的俄羅斯裔音樂家和舞者也繼續在西方世界表演——前提是他們對正在烏克蘭上演的殺戮和破壞進行了最低程度的公開譴責。只有最天真的人會譴責在國際音樂會的節目單上取消瓦列里．葛濟夫（Valery Gergiev）登台。這位被認為與普丁關係密切的指揮家，曾在 2014 年支持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多數聯合國國家並不承認此事），且拒絕譴責目前俄國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他也曾利用自己的音樂家身分為俄羅斯政府服務，例如 2008 年喬俄戰爭（Russo-Georgian war）後，他在由俄羅斯支持的南奧賽提亞（South Ossetia）舉辦音樂會。
然而，烏克蘭境內的情況卻截然不同。對許多人而言，現在與俄羅斯的戰爭被視為「去殖民化之戰」，就像烏克蘭詩人柳芭・亞基姆丘克（Lyuba Yakimchuk）所說——這是一個機會，讓烏克蘭終於能從俄羅斯帝國主義中解放。烏克蘭作家邁赫德（Oleksandr Mykhed）最近在該國最大的書展「利沃夫論壇」提到，這種去殖民化包含「拒絕所有俄羅斯文化與內容」。這些話聽來有點刺耳——如果你像我一樣，最後的青少年時光都沉浸於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契訶夫的故事；如果你最近讀完喬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充滿啟發性的著作《在雨中的池塘裡游泳》（A Swim in the Pond in the Rain，暫譯），重新燃起了對俄羅斯短片的愛；如果你喜歡史特拉汶斯基，要去荒島時也絕對會帶上一張《春之祭》的 CD。
「文化佔領」
儘管如此，人們也必須理解這種抵制的脈絡：烏克蘭人正在從一段歷史中解放，俄羅斯帝國及蘇聯皆積極且經常暴力地鎮壓烏克蘭藝術。這在不同面相都造成了影響：好幾名烏克蘭藝術家和作家被納入俄羅斯中心（Russian centre），如烏克蘭籍作家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烏克蘭文為 Mykola Hohol）；數百名原本應被紀錄為烏克蘭人的藝術家被錯誤歸類為俄羅斯人，如畫家馬列維奇，根據英國的泰特美術館表示，他在基輔出生，卻被視為俄羅斯人。這段歷史也代表以烏克蘭文寫作有時會被禁止——烏克蘭的民族詩人謝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曾被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一世禁止寫作長達 10 年。
這種迫害造成烏克蘭藝術家的消逝，例如 1937 年，數百位作家在史達林的統治之下被殺害，史稱「被處決的文藝復興」。這一切的背後還有其他可怕的事件，例如 1932 到 1933 年發生的烏克蘭大饑荒，在史達林的命令下，大約 450 萬烏克蘭人因被迫勞動生產糧食而餓死。
這段歷史使得烏克蘭與俄羅斯文化的關係極其微妙，和其他文化交融的例子截然不同，例如英國在二戰時期發現自身文化與德國與奧地利藝術的淵源。德國在二戰主導的倫敦大轟炸期間，英國鋼琴家蜜拉．海絲（Myra Hess）在她於國家美術館舉辦的音樂會上演出了莫札特、巴哈和貝多芬的音樂。「我們曾面臨文化佔領、語言佔領、藝術佔領，以及軍事佔領，這其中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烏克蘭作曲家薩夫哥．哥羅德尼（Igor Zavgorodniy）這樣告訴我。在蘇聯時期，政府將烏克蘭文化視為無害的民間藝術，而烏克蘭人則被描述為穿著哥薩克（註1）長褲的滑稽酒醉鄉巴佬，經常成為戲謔笑話的目標。但社會並不期待或允許烏克蘭人培養出自身的高雅文化，與此同時，俄羅斯的藝術成就被譽為人類偉大創造的巔峰。「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對俄羅斯文學懷抱某種崇敬之心，」烏克蘭劇作家納塔拉．佛羅比（Natalya Vorozhbit）解釋，他曾在蘇聯時期接受教育。「我們對其他文學並不會這樣。」
普丁本身也強力宣揚這類思想，他透過他的文章和通常在東拉西扯的演說持續主張，烏克蘭無法獨立於俄羅斯存在——除了依附鄰國外，它完全沒有身分認同、沒有自身文化。確實，他對俄羅斯文化與烏克蘭不可分割的主張，是他用來合理化俄國入侵烏克蘭的理由之一。與此同時，俄羅斯明目張膽地將其藝術史當作同化手段，令人震驚。在被佔領的烏克蘭城市赫爾松，廣告看板上宣稱這是一座「擁有俄羅斯歷史的城市」，上頭展示著俄羅斯文學家普希金的照片，他曾在 1820 年拜訪該市。從更普遍的角度來說，人們將俄羅斯投射為一個藝術才華橫溢的大國，成為了該國展現軟實力的工具，並形成一種對該國文化的正向觀感，烏克蘭藝術家對此表示反對，並批評這弱化了當今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殘酷事實。在烏克蘭，有關「俄羅斯靈魂」（註2）的說法，通常會引來「鬼扯！」的怒吼。
有些與我談話的烏克蘭人盼望著，在戰爭終結之後，能找到方法消費俄羅斯文學和音樂——但首先必須努力完成去殖民化，包括重新閱讀與思考經典作家，釐清他們是如何面對以及投射俄羅斯帝國的價值。與此同時，「我的孩子將會在沒有普希金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情況下，完美地長大成人，」佛羅比說。「對此我不會感到抱歉。」
對許多我遇到的烏克蘭人來說，俄羅斯文學再次歸來的時間點，是當它能夠被審慎地理解為僅僅是世界文化的另一個分支，而不是一種過份壓迫或無法抗拒的勢力。在英國皇家歌劇院，我問烏克蘭編舞家里特維諾夫（Viktor Lytvynov），他認為（他超愛的）柴可夫斯基什麼時候會重返演出曲目。「當俄羅斯不再當一個侵略者的時候，」他說。「當俄羅斯不再是邪惡帝國的時候。」
註1：哥薩克人是生活在東歐草原的遊牧民族。
註2：Russian soul，俄羅斯文學中的概念，描述俄羅斯民族的特徵為直率、好客、堅毅，並總是願意為朋友犧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