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名年輕人自殺了，但是她並不可憐他；時鐘在報時，一下、兩下、三下，一切仍在繼續，她並不可憐他。
維吉尼亞‧吳爾芙，《達洛維夫人》
《好事清單》（Every Brilliant Thing）是英國劇作家鄧肯‧麥克米蘭（Duncan Macmillan）和喜劇演員強尼‧唐納（Johnny Donahoe）共同發展與創作的獨角戲，形式單純，由一位敘事者向觀眾訴說他自年幼時開始，為了說服曾多次試圖自殺的母親，世上還有許多值得人活著的事物，而逐漸列出「好事清單」的過程。這次由四把椅子劇團將劇本改寫，形塑成專屬於台灣地域性與記憶的故事。
戲開始沒有多久，或許有些觀眾即可以清楚意識到，眼前這位敘事者，年幼時即經歷親密的家人想要選擇死亡，在還不清楚其中重量的情況下，情感的需要推動了他去創造、去記得生命中所有美好的小事，他說，他期望這會使他的母親認識到世界的美好，然後選擇不要自殺。不過隨著這個小男孩漸漸長大，我們知道，這「好事清單」，事實上是寫給他自己的清單。
形式上，樹林藝文中心表演廳，圍成圈的觀眾席，演員林家麒在開演前就不斷往觀眾的手裡塞小紙條，也就是這劇本格式的中心，那些好事清單。這樣的結構縱然簡單，其實十分有效，當觀眾在演員的指示下一次次大聲唸出那些值得我們留在世上的好事，台上真正發生的，是那位心中殘留創傷、而現在已成為大人的小男孩，在生命中無法克服的低潮裡，一次次提醒著自己生之美好。
途中，除了吶喊一件件好事以外，觀眾現身扮演男孩／男人生命中決定性時刻裡的角色：為其愛犬執行安樂死的獸醫、小學老師、父親與妻子。每一位觀眾有權決定男孩／男人回憶片段的樣子，也許因為他自己也不確定，某件事真的是那樣發生的嗎？某個人當時真的說了那樣的話嗎？
不過有趣的是，那最初促使他寫下好事清單的母親，在開頭出現以後，就幾乎隱身在整個敘事裡，並沒有透過觀眾「借屍還魂」，出現在劇場裡。取而代之的，是男人的生活，戀愛、工作、與妻子相遇。那位帶來陰影的母親，她並不吼叫、哭泣，也沒有再次嘗試奪去自己的生命。她沒有展現出毀滅的傾向，甚至在與兒子未來的妻子見面時「表現良好」，和孩子的爸一起歌唱著、迎來兒子照理說要開始幸福的人生篇章。
在觀戲的這個節骨眼，我突然想起電影《時時刻刻》，片中那些活在不同時代的男人女人，與自殺的決定保持著不同的距離，並感受著做了決定的自己與身邊深愛、或不愛的人們的距離。「距離」，選擇生與選擇死的人之間的距離，這是《好事清單》輕輕碰觸，卻溫柔地避而不談的話題。
關於這樣的「距離」，讓我們回到《時時刻刻》的起點，作家吳爾芙的小說《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1925）。就像《好事清單》一樣，吳爾芙選擇了一位最後並沒有死志的角色，來訴說一個與死亡無比接近的故事。因為真正已準備好赴死的人是無話可說的，因為不管事情會不會變好，抱著死志的人已不再關心活人所關心的價值系統，那哪裡來什麼好壞呢？
達洛維夫人一個人出門買花，迷失在思緒的世界裡，她與她所處的世界幾乎分離，事件在她的周遭發生，她卻發現自己很難對這些事情保持注意力。此刻的她與世界不在一起，好像不管「這裡」／「外部」發生什麼事，都不會影響到「那裡」／「內部」，反過來也一樣。那樣的狀態幾乎就可以說是某種意義上的死亡了。
五十嵐大介的短篇漫畫〈正吉和奶奶〉裡面，正吉的祖父去世後，還活著的祖母就一天天縮小。從本來肉眼還能看得見，隨著時間過去，竟小到「連說話都像蒼蠅的嗡嗡聲」，而且只要睡五分鐘就精神抖擻。正吉想：「我們活在不同的時間裡？」當奶奶小到消失不見，正吉終於明白，「人死掉也許就是這麼一回事。比起消失不見，更接近無法溝通的狀態。」
這段故事不僅捕捉了死亡的過程，還道出了死亡的本質，即當一個人往死亡奔去時，他／她與活人就不是在同一個世界、說同一種語言了。達洛維夫人如同《好事清單》當中的敘事者，似乎是站在生與死的邊界，試圖搞懂自己究竟相信或選擇哪一邊，在這種情況下是最尷尬的，因為這樣一來，不僅無法與具有死志的人（敘事者的母親）溝通，還更無法與活著的世界相連（與妻子建立的生活。劇中，男孩／男人因憂鬱症狀與妻子分離）。
弔詭的是，在這類故事裡，時常是死者的選擇激起了邊界上的人心中的生之慾望。《達洛維夫人》當中，依然無法融入正在發生的派對，達洛維夫人聽說了那位為了拒絕住進精神療養院而自殺的年輕退役軍人。那從當天一早即擄獲她的「恐怖感」，一路襯著她尋常的一天，奏到了尾聲。她想著支持著她的、生命中微不足道、日日重複的景象——如丈夫在沙發上看《時代雜誌》——她在腦中看見這些景象的重播畫面，她想著，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她會死！
長大了的小男孩聽說了母親這次終於自殺成功，在公園旁，一台排氣管接回車子裡的小客車裡。他想起那張好事清單，他重複訴說著這一件件微不足道、日日重複的小事，像是「養樂多」、「熬夜到睡前還可以看電視」。沒有這些東西，或許他會死，不過他有、而且他珍惜，所以就像達洛維夫人一樣，他必須返回生的世界，返回那些他所珍愛的好事裡頭，並接受母親迥異於他的決定，和他永遠不會理解背後原因的事實。
有一位朋友曾跟我說，死亡是一個好乾燥的事實。對於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人來說，也許在那一刻之前，他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感，然後，一個瞬間，就這麼結束。剩下的就是還活著的人將要經歷的，另一種漫長的時間感，這兩種時間彼此互不交集，也不相干，並無法互相理解。這也許是為什麼，故事中的母親在車子的後座放了一塊白板，但是白板上什麼也沒寫。
我不禁想起《時時刻刻》裡頭那幾位女性——作家本身、她筆下的角色，和一位忠實讀者——那些她們接近死亡、接近《好事清單》故事中的母親的時刻。她們在電影中佔有篇幅，她們在各自的時代經歷了什麼、如何走入死亡，又如何與之別身而過，其故事找到空間被訴說。但是男孩的母親，她在這個故事裡有的就是一首歌，那首她愛唱的《恰似你的溫柔》。在這陣使人沉醉的歌聲裡，我不禁想，母親最後怎麼了呢？
母親最後怎麼了，就是那些沒有寫在清單上的事。這大概也是男孩／男人一直在思索、卻從未開口說出的問題。因為那遙不可及、牢不可破的「距離」，那種問句即使問了也不會有答案。
我對劇場、對任何藝術形式一直以來的期待，就是去打破這樣的距離。但是當然，不同觀眾可以有不同的期待。甚或，也許要打破這樣的距離代價實在太大，連最終以肉身打破此距離的吳爾芙，在作品中都得模糊處理，以聲聲鐘響的意象來象徵某種程度的溝通。
《好事清單》是一個溫柔——幾乎過度溫柔——的作品，在七年級生的成長回憶和民謠的演唱中，創作者與改編者所希望的就是將這一份生的希望傳遞到觀眾那裡。或許，這只是我的想法，或許這份立意良善的生之希望，如果缺乏死的意志，將永遠缺了一小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