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集情報一直是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的專長。而現代科技擴張了他的權力範圍
那是一支銀色的黑莓手機，拿在手裡出奇地重，它屬於一位從盧安達首都基加利（Kigali）飛往南非探望流亡的前盧安達情報局局長派崔克‧卡雷蓋亞（Patrick Karegeya）的商人。這位商人阿波羅‧基里里西‧加法朗加（Apollo Kiririsi Gafaranga）吹噓自己是在卡達買的。
「這花了 1 萬美元，」卡雷蓋亞的一位朋友記得那個商人這麼告訴他們。「這是一款你只能在中東購買的機型，一款無法被追蹤的手機。」卡雷蓋亞拿起手機，感受一下重量，然後把手機放回剛才正在充電的櫃台上。「你被坑了。」前間諜首領開玩笑說。
回想起來，卡雷蓋亞的朋友認為那支手機只是他們未能發現的一系列線索之一。「我從未見過像它那樣的黑莓手機，那種顏色，那種重量。」他回憶道。「那手機很可疑。」他相信那支手機實際上是一種錄音設備，用來記錄在加法朗加訪問期間，卡雷蓋亞與其他流亡人士的談話。他於 2007 年逃離盧安達，並共同創立了盧安達國民大會（Rwanda National Congress，簡稱 RNC ）反對黨。
到了 2014 年的新年前夕，卡雷蓋亞已經死了。據稱，在一次約翰尼斯堡之旅中，加法朗加將他引誘到桑頓區（Sandton）五星級米開朗基羅飯店的一個房間內，卡雷蓋亞被一個四人小組突襲並窒息至死。2019 年 9 月，一名南非地方法官對加法朗加與被指控的同謀策劃者艾力克斯‧蘇基拉（Alex Sugira）發出逮捕令，但尚未從盧安達引渡。卡雷蓋亞的前老闆保羅‧卡加梅總統正式否認參與該案件。但不久之後，他在祈禱早餐會上發表的訊息完全就是個赤裸裸的勝利者：「你不能背叛盧安達還僥倖逃脫。」他洋洋得意地說。
今年 7 月底有證據顯示，在前「盧安達酒店」經理保羅‧魯塞薩巴吉納（Paul Rusesabagina）於杜拜遭綁架並於基加利入獄後，他的女兒卡琳‧卡寧巴（Carine Kanimba）在爭取釋放父親的過程中，手機多次遭以色列公司 NSO 集團開發的間諜軟體「飛馬」（Pegasus）攻擊。盧安達流亡的記者、異議分子和人權鬥士對此毫不意外。
很少有非洲社會受到更密切的監控，政府的批評者一再意識到國家的力量遠遠超越其邊界，卡加梅似乎決心要追查遠至澳洲、加拿大、美國、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異議分子。
如果盧安達是 NSO 集團的客戶，正如「飛馬」計畫所暗示的那樣，它展示了一個令人恐懼的畫面，即決心追捕「國家敵人」的政府可以用此類網路武器做到什麼地步。今年 2 月，美國倡導組織「自由之家」將盧安達列為世界上最多產的「跨國鎮壓」實踐者之一，與沙烏地阿拉伯、中國、俄國和土耳其並列。「盧安達是一個擁有 1,300 萬人口的國家，在約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的情況下，該國控制海外國民的決心和投入到這項工作中的資源令人震驚。」該組織說道。
對忠誠度的執著
蒐集情報一直是卡加梅的專長。現代科技只是擴大了他好奇心的範圍。卡加梅是一名在烏干達西部長大的盧安達難民，曾被今天的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派往三蘭港接受坦尚尼亞軍事情報部門的培訓。
加入穆塞韋尼在盧韋羅三角區的反叛民族抵抗運動（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簡稱 NRM），卡加梅被分配的任務是蒐集有關涉嫌未能履行職責之戰士的有罪資訊：在站崗時睡著，在巡邏時表現怯懦。他在由此產生的軍事法庭中的角色——這可能導致處決——為卡加梅贏得了「彼拉多」這個綽號，來自判處耶穌釘十字架的羅馬總督龐蒂烏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
當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於 1986 年落入 NRM 之手時，卡加梅獲得了一份軍事情報工作，並在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簡稱 RPF）的成立扮演了關鍵角色。RPF 是一支隸屬烏干達武裝部隊的祕密部隊，於 1990 年入侵盧安達，其極具魅力的領袖被殺，卡加梅隨後緊張地接手領導，並依靠個人的線人網絡，仔細檢查他懷疑忠誠度的指揮官。
RPF 在 1994 年種族大屠殺後佔領基加利，這場大屠殺期間有 50 萬到 100 萬人被盧安達士兵和胡圖族極端分子殺害，RPF 從此贏得這個小小前君主制國家的控制權，該國的手總是沉甸甸地放在其公民身上。已故總統尤文納爾‧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過去使用一種國內監控系統，地方官員以 10 戶家庭為單位回報，而情報部門則持有一份詳細名單，將公民評斷為危險分子或忠誠的奴隸。
在盧安達國內，卡加梅沿用該監控系統作為一種高效的社會控制工具，並交由政治敏感的 RPF 幹部管理。「整個國家就是一台間諜機器。」卡加梅的前經濟顧問大衛‧辛巴拉（David Himbara）在我為自己的書蒐集資料時告訴我。「軍隊、警察，他們來到他的辦公室告訴他事情。他不執政，他蒐集謠言。」
在國外，盧安達的大使館和高佣金委託網絡被用來追查、恐嚇，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殺害記者、人權鬥士和反對黨成員：愈來愈多反對者不是來自占多數的胡圖族，而是來自卡加梅自己的圖西族精英。
過去，倫敦警察廳正式警告幾名駐倫敦的 RNC 激進分子，因為基加利曾對這些黨員發出危及生命且「迫在眉睫的威脅」；在比利時，一名前盧安達總理被武裝看守；而澳洲警方已建議流亡的異議分子避開據說在布里斯本活動的盧安達特務。
盧安達官方否認使用 NSO 的飛馬軟體，但在南非逃過多次暗殺的前情報局主管兼 RNC 聯合創始人卡雲巴‧奈亞姆瓦薩（Kayumba Nyamwasa）指出，自種族大屠殺發生以來，RPF 與以色列的軍事和情報關係極為密切，而且以色列的軍事公司和出售情報設備的附屬公司之間的界限明顯變得模糊。
卡雲巴在 2019 年就已經收到 WhatsApp 的通知，他是被飛馬列為目標的 1,400 名用戶之一，他回憶起自己意識到手機已被監控。「當我離開盧安達時，我以為過去只有受到盧安達國家電信系統和南非私營電信公司的監控。」他告訴我。「但在2018年，我被告知我身邊某個親近的人與朋友的談話細節，我回過頭來查看，這些細節是正確的，我感覺到其中涉及一個更高層的監視系統。」
國外的盧安達人意識到他們可能會被跟蹤，試圖透過更換手機和號碼、使用假名，以及從一個平台遷移到另一個平台來避免受到關注。WhatsApp 已被大多數人拋棄，Signal 和 Telegram 取而代之，但許多用戶也不信任它們，他們會定時讓訊息在設定的時間之後自動消失。不過，社運人士表示，這是一場艱苦的戰鬥，因為很快就可以透過目標與現有聯繫人的對話來識別和鎖定新號碼和手機。
許多盧安達人強烈懷疑所有的電子通訊方式，唯有面對面坐著時，才會談論瑣事以外的話題。而這樣，在這個迷你卻具影響力的中非國家，僅僅只是知道飛馬的存在，就讓思想自由產生了寒蟬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