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情感和社交方面嚴重衰退，認為自己極有可能成為搖滾樂下的犧牲品之一。我很確信，如果不做出改變，就絕對沒有辦法在七〇年代中倖存，同時我也非常幸運，能夠得知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正在凋零，我必須做出更加劇烈的事情來使自己擺脫這種狀態。
——大衛・鮑伊，1996
遠離美國
為了尋覓創作靈感，鮑伊在1974年前往美國，並形容自己是一隻誤闖進牛奶盒的蒼蠅，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盡可能地汲取周遭的文化。隔年發行的《Young Americans》成功將費城靈魂樂和放克節奏納入囊中，甚至成為首位在黑人電視節目《Soul Train》登台的白人歌手。然而，如同當時音樂圈的多數人，鮑伊也難逃毒癮摧殘，在1976年錄製《Station To Station》時身心狀態每況愈下，同時與安琪（Angie Barnett）的婚姻也亮起紅燈，這張專輯因此被視為他所發出的求救訊號。精疲力竭之際，他決定前往當時實驗性音樂盛行的歐洲，譜下影響後世無數音樂風格的 「柏林三部曲」。
《Low》作為三部曲的開端，是鮑伊極力想逃離美國的象徵，是精神問題和毒癮的倒映，他呆坐在潛意識的房間內等待靈光一閃，無話可說、無事可做，即使自閉憂鬱，卻難掩對新生活的一絲期待，整張專輯因此染上了一層濃厚的疏離色彩和強大張力。
進駐城堡
1976年5月，鮑伊接連於溫布利舉行了幾場演唱會，並在後台與布萊恩．伊諾（Brian Eno）見面，後者同樣在搖滾樂和音樂製作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兩人相談甚歡，發現彼此皆著迷於當時德國的實驗音樂場景和泡菜搖滾（Krautrock）。隨後伊諾前往鮑伊在瑞士的住所，共同策劃下一張專輯的內容，並預訂了法國埃魯維爾城堡（Château d’Hérouville）錄音室作為主要錄製地點，此外也聯繫了長期合作的好友兼製作人托尼．維斯康蒂（Tony Visconti）前來參與，正式建立起新專輯的核心金三角。
9月，鮑伊帶著參考資料走進錄音室，包括先前為主演電影《The Man Fell To Earth》 錄製的電影配樂、協助製作伊基．帕普（Iggy Pop）專輯的剩餘素材以及在瑞士住家寫下的草稿，這些材料非常零碎，因此大部分時間將會花費在創作上。正式開工後，樂手們被要求圍繞著和弦指令開始即興發揮，並不斷嘗試各式風格，當伴奏完成時會進一步經過電子化的處理，因此《Low》幾乎捨棄了所有的自然原聲。
維斯康蒂使用了各種效果器、過濾器以及錄音室技巧，專輯中帶有未來感的塑膠鼓擊音色便是出自他手；再來一個重點便是伊諾的 EMS Synthi AKS，不同於新時代的合成器，EMS 本身並沒有配置琴鍵，只有各種球柄搖桿，還有一塊布滿按鈕的控制台，將各種參數相互連結起來，搭配搖桿便可以製造出許多扭曲的聲音。伊諾還為專輯製作過程帶來迂迴策略（Oblique Strategies），這是伊諾與藝術家彼得．施密特（Peter Schmidt）共同為藝術工作者開發的一套卡牌，當遇上瓶頸時，上面會有各種指示，來幫助創作者跳脫停滯的思考迴圈。
錄音的最後階段，鮑伊會站在麥克風前做測試，在各種不同的情緒層面上嘗試不同的發聲，以找到最適合該歌曲的風格，而一旦找到了答案，便能確保每一塊拼圖都落在正確位置：器樂將變得立體，歌詞也能如百花綻放，展現各自的美妙姿態。
起初鮑伊和伊諾打算將專輯命名為《New Music: Night and Day》，來表達 A 面與 B 面的對立之意，即一面是節奏和合成器導向的流行歌曲，另一面卻是靜謐的環境音樂。《Low》中的每首歌曲皆帶有難以捉摸的特性，時常在聆聽者才剛進入狀況時，歌曲便突然淡出結束，像是三分鐘熱度過了，覺得一切索然無味、便果斷轉向別的目標；這張作品也不像一般專輯有一個緊扣的主題曲風，每首歌都個別獨立且支離破碎，與上一張專輯《Station To Station》的強烈黏著感相反，可看出《Low》是反映鮑伊當時身心狀態的一面明鏡，象徵一個孤獨和退縮的冷漠世界，思維的碎片隨風擺盪，語言和情感極度壓抑。像在〈Breaking Glass〉中，鮑伊拋棄先前擅長的敘事，重現垮掉派作家威廉．布洛斯（William S. Burroughs）的剪貼風格，將散落的歌詞重新拼湊成極簡的隱晦字句；器樂演奏上也是如同多道平行線，彼此拒絕握手言和，這樣的分裂完美彰顯鮑伊自身精神狀態的不穩定。
前進柏林
到了9月底，由於錄音室的服務糟糕，加上鮑伊和一些樂手宣稱城堡鬧鬼，於是團隊決定啟程前往柏林圍牆旁的漢莎錄音室（Hansa Studios）。在這個經歷戰敗重創，導致文化、藝術、人民被分割的城市裡，鮑伊將當地藝術組織「橋社」（Die Brücke）的表現主義應用在音樂上，這種畫派有其作畫哲學，拒絕客觀描繪風景，選擇直接將內在情緒反照在畫布上，除了影響 B 面冷色調的環境音樂風格，更促使鮑伊譜寫出專輯中唯一全程在柏林完成的歌曲〈Weeping Wall〉來描繪人民與圍牆之間的苦難。而後，鮑伊更在這個「世界海洛因之都」成功戒除毒癮，停留了將近兩年。
《Low》象徵著鮑伊正式踏上美學重塑的道路，將過往的舞台人設全數捨棄，如同新生兒誕生於荒原，試圖接觸陌生環境中的人事物，手邊沒有任何地圖導覽可循，只能憑著本能摸索和學習；那是一個文字和語言尚未系統化的未知世界，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重疊交集，既是前進，也是後退，是一切矛盾的集合體。這讓《Low》沒有沾染上時代的氣味，至今聽來仍無以名狀，而在這趟尋求自由和救贖的旅程中，鮑伊將再次獲得取之不竭的靈感，將自己推上生涯的又一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