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與時代的行動者

難得日劇女王米倉涼子另起爐灶,暫別無論做手術還是收視率都絕對不會失敗的天才美女醫生,還終於放下那些閃亮搶眼的名貴包包與高跟鞋,在藤井道人執導的新作《新聞記者》展示出久違的演員實力,飾演一名激進勇悍,雖然偶然氣餒、不斷挫敗,卻總是沉實應對的政治記者。但對看慣以全勝姿態稱霸白色巨塔《派遣女醫X》的觀眾來說,應該一時適應不了身段如此暗啞,總是愁眉苦臉的米倉涼子。

回歸寫實的灰暗色調

在日本影視作品中,以傳媒工作為主題可謂極其普遍,近年更流行一股「編輯熱」,即使不是真的以報刊雜誌編輯為故事主軸,都會在主人公身邊安排幾個編輯、記者或自由作家的配角,要數一個完全沒演過傳媒工作者的日本演員,可能更難。當然明白,這些劇集難免有著不少認真說穿就太殘酷的浪漫假象,尤其對編輯和記者的工作有著似是而非的誤解,採訪日常甚至奇情堆砌到像社會派推理小說。

而《新聞記者》畢竟改編自資深記者望月衣塑子的半自傳體小說,正是近年其中一部回歸寫實,認真探問新聞價值的作品。讓人眼前一亮的地方,是它找來一向打扮光鮮亮麗的米倉涼子主演,結果卻一點都不亮麗,跟《校對女王》和《重版出來》這些近年大熱的作品更截然不同,它無意形塑另一個「我是絕對不會失敗的」高姿態、魅力四射的新聞記者,也沒任何常見的愛情和懸疑套路襯托,反而從頭到尾都持續著灰暗陰沉、不怎樣討人喜歡的色調。在報社捱夜寫作,低調跟進政治醜聞,花耗心力整理資料,甚至送印過後於凌晨分發報紙,從最前線的採訪、編輯部後勤,以至銷售支援,幾乎都以孤單冷清的氣氛,呈現了本身沒有鎂光燈映照的新聞工作者實況。

當然,《新聞記者》最寫實的地方 —— 應該也是此劇最轟動之處,是取材自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森友學園舞弊醜聞。原作者望月衣塑子就是當年對安倍晉三窮追猛打的新聞記者。劇集雖沒指名道姓,但呼之欲出,更暗示了這些政治檯底交易都是由下屬「揣度」其主子的想法出面執行,幕後黑手則從來不用露面,亦不需要親自出手。其實藤井道人前幾年已拍過《新聞記者》的電影版,當時由松阪桃李和沈敬恩主演,但由於故事與真實事件發生時間接近,據聞日本各大電視台都嫌題材敏感,不敢宣傳此片,更不敢開拍電視劇,最終由 Netflix 取得版權,也成為米倉涼子進軍網路平台,及擺脫《派遣女醫X》刻板形象的新嘗試。

橫濱流星飾演對政治無感的大學生木下亮,直到擔任財務部官員的叔叔因政治醜聞自殺,才萌生成為記者的念頭。(Netflix)

追求勝利與真相之間

作為日劇迷,打開《新聞記者》前實在猶豫了好久,畢竟這類題材愈是沉重寫實,便愈是看得難過。故事中,鬱鬱不歡的松田杏奈深陷於作為政治記者的無力感,除了採訪不順,報社高層政治妥協,還有自己被「起底」抹黑,終日活在精神緊繃之中。要封殺政治記者,日本的國安部(內部情報調查機關)很擅長打媒體戰,首先對高調行事的記者造謠進行人身攻擊,再蒐集報社的不利證據大作文章,最終令反對聲音消失,或不堪輿論壓力、基於人身安全而噤聲。置身《蘋果》已死、立場不再的香港,執筆此文時正有記者質問政府;防疫措施如何問責,結果惹來涉嫌違反《國安條例》的言論,隨時可能被捕入獄。相似的地方實在太多,現實中的政治打壓甚至比劇集描述來得更嚴峻。

就在香港媒體不堪政治打壓而相繼結束運作前幾個月,由李立峰主編、不同現役新聞記者(部分匿名)採訪的《時代的行動者》卻在風頭火勢下出版,書中除了側寫香港過去三年的反送中事件,亦區分了以不同形式介入社運的「行動者」,包括傳統的民主派人士、「前線」抗爭者、中學生、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個人認為,最具爭議是此書將「新聞工作者」從專業人士類別劃分出來,另成一類。爭議並非因為「新聞工作者」有別於「專業人士」,這一點反而可以理解,於抗爭現場,新聞工作者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實際作用有著明顯差異,最簡單的說法是,有沒有記者及攝錄機在場報導,絕對會影響執法單位採用什麼程度的武力鎮壓示威者。但凡有記者在場,代表一切行動會被新聞紀錄在案,既令大眾關注,同時令執法者有所顧忌。若無記者在場,則任何最壞的情況都可能發生。在一個相對理想的前設下,新聞工作者於抗爭中仍能發揮其影響力。但爭議在於,新聞工作者在維持客觀中立的前提下,算不算是介入政治事件的行動者?

《新聞記者》雖改編自真實政治醜聞,但有意透過更具戲劇張力的角色設定,迴避了這個問題。因為松田杏奈是基於兄長捲入政治糾紛,最終導致半身不遂,因而產生以政治記者為志業的正義感。橫濱流星飾演的大學生木下亮,其叔叔就是有份篡改文件,因罪疚而自殺的財務部官員,這才讓他發現政治黑幕近在身邊,萌生成為記者的念頭。對他們來說,新聞精神的覺悟都與自身經歷有直接關係,是記者的同時,也是受害者家屬,當還原真相、彰顯集體公義,其實也是他們個人抗爭的勝利。但在一場政治鬥爭之中,再激進敢言的記者都與抗爭者有著一些本質上的分別。用李立峰的說法,兩者往往基於某種信念同行,卻在追求勝利與真相之間有時無法達成共識,繼而是敵對、矛盾的。《新聞記者》沒要求松田和木下作出這樣抉擇,劇情處理上相對簡單,但回想整場反送中運動,實際情況複雜很多,譬如「理大圍城」的圍捕事件中,便有媒體報導了部分抗爭者從下水道成功逃去,其後被批評向執法部門通風報訊,出賣被困於理大的抗爭者。又譬如在反送中初期的示威活動中,亦有人質疑傳媒的拍攝片段會被警方利用,成為參與暴動的罪證,現場更有各種假記者、社運間諜等紛爭,是許多前線記者最感為難,甚至自我質疑之處。

猶記得去年訪問李立峰,他提到關鍵一點:「如果你是有新聞道德的記者,始終不會離開追求真相。」訪問除了因為《時代的行動者》剛剛出版,引起迴響,更大原因是李立峰其時以香港中文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的身分擔任專家證人,出庭解釋「時代革命」四字可否被定義為煽動暴亂的言論。徒勞之餘,李立峰亦因此中箭,被指責替政權塗脂抹粉,為一場不公義的政治審判提供了以言入罪的學界先例。或許,本身也是新聞工作者一員的李立峰,同樣面對著想要勝利還是真相的抉擇 —— 只不過,放在香港的後反送中政治語境,再沒這樣的選擇,勝利已經沒有了,但還要不要真相?即使還原真相、陳述事實,堅持新聞工作者的信念,都不會動搖政治面貌,無論羅列多少數據和得出什麼結論,周冠威的紀錄片《時代革命》都永遠無法在香港上映,被捕的新聞工作者至今仍然在囚,被刪去被清理的新聞機構,那些所謂的歷史初稿,都已長埋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即使如此,還要不要真相?回答不了這個赤裸裸的問題,根本無法再在香港做一個新聞記者。

香港還有新聞記者嗎?

在可見的將來,應該都無法拍到一部香港版的《新聞記者》,像米倉涼子在劇中對政府高官的連番追問,往後都可能再問不到。在今日香港,記者不但連介入政治的行動者身分都不存在,就連新聞工作者這個概念都變得相當稀薄。年初有記者朋友突然失業,幾天之後連曾經所屬的機構都消失了,本來想苦中作樂問對方要不要到勞工署報案索償,對方則開了個玩笑,說這不能算是失業,失業可以再找下一份工,但我們這一行已經隨著時代而結構性灰飛煙滅。

如果再有年輕人應徵新聞記者,在傳媒機構所剩無幾的香港,面試時需要回答的大概就不是將來想做一個怎樣的記者。因為沒將來了,而是放下理想之後,你還可以做一個怎樣的記者。過去一年,香港上一代傳媒人離散如潮,或意興闌珊選擇歸於沉默,一切都比《新聞記者》的灰暗色調還要蒼涼無力。但想到這個灰暗的故事,卻是關於一名本身政治冷感的大學生被另一名新聞記者屢敗屢戰的事跡所感動,決定投身傳媒仿效對方,頓時讓我感到無比溫暖。作為時代的行動者,除了影響公眾、影響執法者,能夠如何影響後來的人,原來都很重要。過去傳媒圈子常說的薪火相傳,逐漸已被今日的離散和萎頓蓋過,但香港並非不曾有過出色的新聞記者,即使勝利太遠,真相無力,但願後來仍然有人,仍有新一代懷著赤誠,繼續扮演行動者。

這是最壞的時代,但選擇留下的人大抵都在心裡守候著下一個最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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