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怎麼辦呢，只能活下去。」她起身，走到舅舅身後，環抱著他，在他眼前打起手語。「當死亡來臨時，我們就安然地死去吧。」死，兩隻手，像人徒然倒下。「我相信著，打從心底有強烈的信心。」雙手用力疊合，拍出響聲，加強語氣。
看著她那雙在黑暗中發光的手，她的舅舅，與全場觀眾——和電影院的人們，深深地被震撼、感動。
韓國演員李允兒在濱口竜介的電影《在車上》接近結局處，以一段長約4分鐘的手語，精湛地帶出結尾氛圍與寓意。當整部電影交織著日語、中文、韓文⋯⋯手語，卻是其中數一數二精準且美麗的語言。
而《我們在安靜中跳舞》，使我更加理解了手語純淨的力量。
戲劇導演王珩擔任《我們在安靜中跳舞》的計畫主持人，與九位聽障／聾人表演者，透過身體說話，說那些聽人（註）世界或習以為常、或不曾留心的問題，探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或許，在巴別塔之後，「手語」也是其中一支語系；或許，是最純粹的那一種；或許，上帝也使用手語呢？
所以，阻止我們溝通的是什麼？
「我的手語很爛，我只會比『你要不要吃蝦子？』——因為我以前住東港。」王珩曲著手指，比著海鮮的手語。
家族中有聽障人士，王珩從小就知道有些人的溝通不以口語進行。舞蹈專業背景的她意識到自己與聽障者的交集處，「有一天我看著他們生活，看到他們也是用身體在說話，我就在想，他們的身體感受會不會其實和我一樣？」同樣是藉由雙眼，從身體動態中接收訊息，王珩開始好奇：「他們是如何用身體跟世界說話？」
想要進行此計畫，還有另一個動力。「我啊，有很嚴重的過動。我很難看文字。」王珩比劃著她眼中的文字總是在飛舞，因此，當手語在她眼前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語言時，她開心地說：「就是有如添翼！」王珩形容讀手語比較像看漫畫，比文字更可以放下複雜邏輯。但要進行計畫，仍屬不易。
從2021年開始，在計劃第一期工作坊時，談論表演之前，他們先談彼此的世界觀。聊的事情包羅萬象，例如生活中最困難的或最喜歡的事，慢慢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沒有一開始就跳舞，我們有非常長的對話。」在這些表演者的生活中，大多數時間沒有機會和聽人密切相處，甚至或多或少有被聽人霸凌的經驗。「我們要有很強大的信任，才可以一起走到下一步。」
跳舞時，身體要打開與貼近，得打從心底相信當彼此靠近，對方不會做出傷害自己的舉動。靠對話建立信任後，表演者們在排練過程中逐漸放軟，「他們會感覺到，人和人之間有一種彈性在。然後，在這個團體裡，所有事情都是共識決。」不是王珩主導，作品打磨的過程，像是所有人牽手為圈一起蹲下，感受彼此重量與速度，緩慢地一起完成每一個動作。
在群體的信任後，是各自獨特性的展現。事實上，這九位表演者的聽覺接收程度不一，加上生命經驗不同，分別使用自然手語、文字手語和口語。看似群，但其實他們之間正無聲地操持著九種語言。作品開場，九位表演者逐一扮起九種鬼臉，接著是屬於各自的九種情緒：九種狂喜、九種悲傷、九種生氣⋯⋯在同一命題下，九種截然不同的表達輪番上陣。
「慢慢地，我們來到了這樣的一個主題：溝通是什麼？如果我們都說手語，那我們就可以溝通了嗎？」
當我們以為聽障／聾人和聽人之間，宛若有一道楚河漢界，那道隔閡是否為「語言」，又當，人和人之間即便有著相通的語言，仍可能充滿著不諒解與誤會，「溝通只是語言的問題嗎？或者是人和人之間的願意與不願意？」
在海洋裡，我們都一樣了
林靖嵐是此次的表演者之一，同時也是本作的共創編舞，她的一段獨白中說道，手語是簡化的語言，因此當碰上艱澀的詞彙，手語會有翻譯上的困難。她懷疑起，為什麼要用這麼難的字？甚至她想，「假使這個世界只有手語，溝通會不會更簡單？」
在他們眼中，語言的拗口迂迴，化作身體的表現，一切都更自然直接，原始而有效。當聽障／聾人以他們的語言質疑聽人的語言，這一席話，搖晃了以聽人為主的主流世界。
「在他們身上，我發現一件很迷人的事情：我可以變回很純粹的人。」王珩說那一份純粹，是當他們感覺彼此靠近時，他們只需要專注地看著彼此。「當我們看到彼此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更多了。你會看到他的眼睛很清澈。」王珩說，這有點像在跟嬰兒溝通。
「我很常覺得他們是美人魚，帶領我一起潛水，我們在水裡都不說話，然後往美的地方游著。」
海洋，也是這個作品中很重要的意象。九個人的聚散編排，有時像海的整齊浪拍、有時散開如碎浪。中後段從天而降一塊大塑膠布，表演者在其中淹沒或滾動，宛如被捲入海中。「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其實都很喜歡海。有人分享說——『在海裡，我們是平等的。』」
在海裡，人人都不張口說話；在海裡，聲波被海洋吸收；在海裡，沒有橫衝直撞的車子，沒有非要努力聆聽不可的事。「他們說：在海裡，好像是我的世界。」
游出海洋，人魚上岸，有其崎嶇。
作品中，表演者不時穿插著扮鬼臉，貌似搞笑逗人，看多了卻有種哀傷油然而生。「其實他們在台上表演，壓力很大，因為他們好像被賦予了一種要代表這一群人的責任。」王珩分享，當聽障／聾人站出來被看見時，社會期待他們開心、正向，不被允許悲觀。「所以最後我們決定扮鬼臉，還是開心的，可是是做出來的。好像代表我，又沒有代表我。」
語言與語言之間，是跳舞
舞台上，除了九位表演者，還有一架翻譯字幕。一般聽人得仰仗字幕上的文字翻譯手語，服務聽人的，還有隨著舞作而變化的音效、音樂。王珩笑說，字幕和音樂確實是聽人的輔具。
但其實，作品中又隱隱約約暗示著，透過字幕機翻譯的「語言」，是否真的能代表這些人在說的話呢？從身體到文字，中間勢必有割捨與掉落。
一名表演者分享了一個關於「名字」的討論。他有一個好朋友的名字，是很難的字，無法用手語表達，所以被取了一個綽號。他的家人都喊他的台語名字，長大後，他要求家人要喊他國語名字。之後當他進了公司上班，又被要求取一個英文名字——這名表演者很困惑，同樣一個人，在生命不同階段中使用了不同的名字，而那些名字和「我」之間，有著什麼樣的距離？
文字、語言、和人的距離，成為一種模糊的波動，懷疑從中而生。總是自信使用口語、滔滔不絕的聽人，似乎被溫和提醒：「嘿，你確定你有聽懂嗎？你要說的是這個意思嗎？」究竟，真正的聽見是什麼呢？
字幕機後來「故障」了。王珩留了點曖昧餘韻，真的故障了嗎？當語言站在人和人之間，卻無法有效溝通時，故障的是人，是語言，或是信任關係⋯⋯《我們在安靜中跳舞》談論的不只是聽障／聾人與聽人的差異，更往身體紋理的摺疊處去，在聽見與聽不見之間，在語言和非語言之間，在人和人之間，還有什麼？
無聲懇切地一道道提問之後，他們繼續，在安靜中跳舞。
註：聾人稱聽覺正常的人為「聽人」。
聽障共創計畫《我們在安靜中跳舞》
時間｜2022.11.18（五） – 20（日）
地點｜樹林藝文中心演藝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