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成千上百通電話後，這位詩人的創作計畫幾乎癱瘓了紐約的電信局——甚至引起 FBI 著手調查。在「IG 詩人」的時代，這個計畫還能再次引發此等亂象嗎？
1968年，詩人暨視覺藝術家約翰・吉奧諾（John Giorno）在講電話時突然閃過一個想法：「聲音為詩人，詞彙為詩，而電話為其場域。」他想像，用電話作為大眾傳播的媒介，在詩人與讀者之間創建一種新的關係。這個想法，成了爾後的《打給一首詩》（Dial-a-Poem）：一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撥打的電話號碼，隨機收聽預錄好的詩作——將口語詩歌從吉奧諾所謂「麻痺感官的講堂情節」中解放出來。作為紐約前衛藝術圈的一員，他迅速招募到一群表演者，在他位於包厘街222號的閣樓錄製約翰・艾希伯里（John Ashbery）、伯納代特・梅爾（Bernadette Mayer）、安妮・沃爾德曼（Anne Waldman）、大衛・亨德森（David Henderson）等人的詩歌吟誦。他還找到了一位計畫贊助者，將10台存有這些錄音帶的電話答錄機接在一起，連到電話線上，《打給一首詩》計畫就此展開。
到了1970年，這個計畫轉移至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內容擴增到一共55位詩人的700首詩作，包括黑豹黨（註1）詩人和酷兒情色詩。隨著此計畫在媒體上獲得曝光，撥給《打給一首詩》的電話飆升至數十萬通，也讓紐約上東區的電信局幾乎不堪負荷。當時的盛況極為驚人——成千上萬人出於某種集體慾望或好奇心，把這個計畫和其公共基礎設施逼到極限。吉奧諾對這一通通電話是怎麼打來的很感興趣。他想像，無聊的上班族在辦公桌前打來，或者嗑了藥飄飄欲仙的人們睡不著，而在凌晨2點鐘打來。對他而言，這個計畫的熱度「痛切地表達了人們的需求與寂寞。」
去年10月，在倫敦阿爾敏萊希畫廊（Almine Rech Gallery）舉辦的吉奧諾遺作展中，《打給一首詩》再次登場。人們可以用畫廊裡裝設的按鍵式電話機，就地「打給一首詩」。教人興奮的是，你也可以用自己的電話／設備，每天24小時免費撥打：隨選詩詞，無需付費訂閱。
第一次「打給一首詩」時，我穿著皮衣、冒著雨在公園散步。然後，吉奧諾自己的一首詩播了出來。他讀道：「鑲著放射性的斗大雨滴，浸溼了這件黑色皮衣。」那共時性（synchronicity）的一刻，是如此令人顫動又絕無僅有地詩意——我入迷了。我在逛超市時打過去，得到一首丹尼斯・列維托夫（Denise Levertov）。我在刷牙時打過去，得到一首湯瑪斯・韋瑟利（Thomas Weatherly）。打給一首詩是種詭異的私密體驗——隱約有種暗中窺探之感，彷彿詩人們為告解、為震撼或為啟迪，而在直接對你訴說，但你卻只是無名無姓的存在。
共享的私密
伊利亞・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曾言，一名偉大的詩人會在同一時間，和許多人私談。由此而言，詩歌即一種共享的私密語言。這種交流是否得益於、甚或必須要有親密感？近年幾個詩歌計畫便探討了這一主題：作家艾米・基伊（Amy Key）製作的 Podcast 節目《床上詩人》（Poets in Bed）中，當代詩人們在睡前於自己的被窩裡誦詩，該節目被稱為一場「進行中的親密感實驗」。2014年，紐約詩人艾歷克斯・迪米特羅夫（Alex Dimitrov）發起了一個名叫「夜談」（Night Call）的演出計畫，他在陌生人的床前，唸他的詩給他們聽，指出進入別人的私人空間「往往比跟他們睡更親密」。
我們現下的大眾傳播工具：社群媒體，能否在更大範圍內促進詩人與讀者之間的親密交流？露比・考爾（Rupi Kaur）和阿提克斯（Atticus）等「IG 詩人」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詩作，斬獲了數百萬追蹤者。這些詩人也用相同平台來販賣商品——「人體工學」鋼筆、珠寶、磁力詩套裝（註2）。於是，他們的作品讀起來成功融合了詩與廣告，很適合其載體；有人可能會說，社群媒體的功能更接近線上購物，而非真正聯繫彼此的手段。參與社群媒體本質上為一種交易：為了瀏覽，我們一再地（漸漸在不知情、默許或自願的情況下）交換出我們的隱私——個人的所在位置、瀏覽習慣、聯絡人——以致那些公司能更有效地向我們下廣告，我們也成為更有力的消費者。
在這般折衷的設定下，似乎很難形成足以產生親密感的情境。然而，在疫情封鎖期間，藉由視訊會議軟體舉辦的線上詩歌活動激增。這些活動相對民主化的本質（許多活動是免費的，人人都可以參與，無論身處何處）引發了文學界早該有的討論，即實體場域往往忽視了「易達性」，且以首都為中心。
在這些網路活動上，詩人吟誦時和吟誦後，心型表情符號就會塞滿聊天視窗——那是觀眾讚賞的表現，出於自發性而非義務，那往往感覺比現實中的掌聲更發自內心，宛若重返了那種純真、較少斡旋與商品化的線上交流形式（還記得 MSN 嗎？）。然而，現實的掌聲也沒缺席：在某次活動的尾聲，觀眾應邀打開他們的麥克風和攝影機，並鼓掌。你會匆匆瞥見人們在自家中；獨自一人或和情人在一起；吃著東西、抽著菸；螢幕光源或燭光映照在他們臉上——那是我們參與的、詩人與讀者之間私密又共享的交流，所留下的影像見證。
1971年，《打給一首詩》因失去資金挹注而終止，結束之前共接到了100多萬通來電。有些人抱怨這些詩鄙俗不雅，有些人稱它們煽動暴力。FBI 著手調查，用吉奧諾的話說「（美術館的）理事們嚇瘋了」（這評述似乎證明了《打給一首詩》的文化價值）。之後，吉奧諾製作了一系列關於《打給一首詩》的黑膠唱片。在其中一張的內頁說明中，他寫道：「我們用電話吟詩。他們用電話監控你」，指涉在水門案時代有所本的監控焦慮。這是半開玩笑的，但同時也提醒我們，藝術家和受眾之間親密且直接的交流，都有其價值和脆弱之處。
註1：黑豹黨是存在於1966年至1982年的美國政黨，由非裔美國人組成，主張黑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
註2：印有不同字樣、可以自由拼貼出詩作的磁鐵套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