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營、期間限定的清真寺和英國連鎖酒吧威瑟斯本的地毯，它們都是本屆立意良善的策展問題，所獲得的混亂答案：「我們將如何一起生活？」
一隻機械手臂在凹凸不平的結實土地上方抽動，地上坑坑窪窪布滿一束束粉紅色真菌絲冒出時造成的小洞。作品說明寫著這是一個「同理與共生的環保系統」，真菌群與機械四肢完美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一旁，裝著駭人綠色藻類的水池冒著泡泡，顯然正忙著培育一種「都市的微生物基因體」，而一團柔軟的壓克力生物盤旋在個神祕的星群柱上方，柱體發出怪異的嗡嗡聲。
歡迎來到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疫情版」，一檔自取其擾，也令人困惑的展覽。在前身為威尼斯製繩廠，長達 300 公尺的主展廳，以及附近綠園城堡展區（Giardini）中央展館如迷宮般的每個展間裡，都放滿了企圖回答這個重要策展題目「我們將如何一起生活？」的大型裝置。氣候危機、家庭結構改變、難民危機、政治兩極化、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以及時下的 COVID-19，在當前的這些脈絡下，這個主題來得刻不容緩。然而，大部分參展者似乎連嘗試給出解答都不願意。
「我們不能再等著政治家提出一條通往更好未來的路，」本屆策展人哈希姆．薩基斯（Hashim Sarkis）表示，他是黎巴嫩建築師暨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建築與規劃學院院長。「當政治持續分歧、孤立，我們能藉由建築，提出一些共同生活的替代方案。」
他的演講很有說服力，他的宣言立意良善、足以引人深思，卻使得展覽中也思慮不周、裝腔作勢的概念令人大失所望。在一團胡亂湊合的晦澀學術研究中，展覽內容從月球岩石跳到移民，從生物科技到鳥箱，展現了建築師貪婪地想搬弄建築以外的領域，而結果往往令人存疑。
玻璃箱裡的香氣之石，是對絕種花卉的紀念；滲漏滴水的天花板，原本應當讓我們想起阿爾卑斯山；發出轟隆聲響的金屬盒子，是在模擬南極冰山崩裂的聲音；還有串連大塊黑曜石的懸掛網，象徵著人類世。但要如何重新思考我們的城市和棲地，以實現一個更公平的未來？對此一問題的具體空間提案卻寥寥無幾。反之，我們得到了一系列專案計畫，全是以全球危機為題材的裝置藝術（或建築師喜歡稱之為「研究」），每一件都配有豐富配菜：不可食用的「語詞沙拉」（註）。
耐心偶爾能換來幾顆麥粒。巴勒斯坦與義大利團隊 DAAR 帶來一支反骨影片，內容講述著他們試圖將迪希（Dheisheh）難民營當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迪希難民營位在約旦河西岸伯利恆南方，創立於 1949 年，供 3,000 人居住，如今，它是約莫 1 萬 5,000 人的家，其中更有著活躍的公民社會。在探討「無國家狀態」的概念時，他們詰問：誰有權利指定地點？這樣的指定，對難民返國的合法權利意味著什麼？以及，要如何估量流亡文化的傳承價值？近來的事件讓他們長達十年的工作顯得更有說服力。
另一個巴勒斯坦團隊 AAU Anastas ，在隔壁展間展示了他們在石拱頂結構上的最新實驗，以現代研磨技術復甦幾世紀前的砌築傳統。這件作品是為約旦的新藝術中心所做，其中互相嵌合的石頭砌圖（jigsaw）創造了不同高度的波浪狀天花板，而柱子的擺列則勾勒出天花板下方的一大片空間，在展覽開幕時被用作樂團 Sonic Liberation Front 熱情演出的舞台。
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詼諧風趣的作品，像來自美國的英國雙人組 Parsons & Charlesworth 的諷刺作品《後人類目錄》（Catalog for the Post-Human，暫譯），他們想像著未來，零工經濟的勞工被迫增強自己的競爭力。他們那套靜脈輸液服裝，是為了將營養素、電解質的混合物連續打進工人靜脈而設計，尤其令人感到寥無希望。
今年的國家館像往常一樣是個大雜燴，大多背離了雙年展主題，各自展示自己想展示的東西，但也有一些有趣的成果。這一次，美國館的貢獻迎來勝利。由芝加哥建築師保羅‧安德森（Paul Anderson）和保羅‧雷普斯納（Pual Preissner）擔任策展人，美國館記錄了常見於美國建築的木骨架，從 19 世紀的貨倉到今日超過九成美國住宅都普遍使用。木骨架簡單、便宜且極為靈活，兩位策展人主張它是美國對建築業最大的貢獻，然而卻被徹底忽視。在這座新古典主義的展館前方，佇立著一系列優雅的模型屋，搭配一個巨大且可攀爬的木骨架，提供了一個能夠俯瞰園區的挑高視野。
木材也在隔壁的芬蘭館占有重要分量，芬蘭館拆解了該國極為成功的系統住宅—— Puutalo 平房迷人的社會歷史。發展自 1940 年，這個系統住宅是為了處理卡累利阿（Karelian）難民危機。當 42 萬人因戰爭流離失所，這種由工廠改建的住宅，成為芬蘭最大的出口產品之一，它被送到以色列與哥倫比亞等 30 多個國家，且這種造型獨特的平房多數仍保存至今。我們則得以透過驚人的紀實攝影，發現多年以來它們是如何被改造及個性化詮釋。
日本人也海運了一間日常常見的木造房屋到威尼斯。然而，他們沒有重組它，而是將被解構的物件圍繞著他們的場館擺列，創造了一個體現「侘寂」的廢品回收廠，一旁則放著這個家庭過去數十年的歷史相片。在日本館周圍地上，義大利工匠將其中一些碎料改造成家具和其他大型構件，作為一種升級再造的詩意過程。考量到新建築的碳足跡，這種靈活的二次利用將在今後變得至關重要。
而由建築協會負責人瑪尼傑‧維吉斯（Manijeh Verghese）和瑪德琳‧凱斯勒（Madeleine Kessler）策展的英國館，則是透過 6 個不同的作品，多方檢視酒吧、商店街、公共用地、封閉式庭園，來探討公共空間私有化這個棘手的議題。這是個值得討論的議題，但它怪異的執行方式，讓本該是一場有力論戰的作品，被分散了注意力。布景裝飾中，則有一些很棒的細節，例如，被設計的像是工會旗幟的公共用地部（Ministry for Common Land）壁掛、一個球狀粉色攀爬架（很可惜，不能真的爬上去）、幾張懸掛在牆上的威瑟斯本（Wetherspoon）酒吧地毯。但整體而言，它落入了人多手雜的常見陷阱，在那些有趣的道具背後，並沒有什麼實質內容。
本屆雙年展是一記有效的當頭棒喝，它讓我們知道，專業策展人之所以存在有其原因，而就建築師擁有的所有其他技能而言，他們可能不是最適合擔任策展的人選。所以，當我們來到位在散亂的軍械庫展區（Arsenale）尾端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A）時，會感受到一股博物館展覽特有的清新氣息，展間規劃清晰且自信十足。
V&A 以清真寺為主題，一比一部分還原了三個典型的倫敦清真寺，從前新教教堂（Protestant chapel）、猶太教堂紅磚巷清真寺（Brick Lane mosque），到曾蓋在酒吧裡頭的老肯特路清真寺（Old Kent Road），以及曾是由雙層住宅改建的哈羅中央清真寺 （Harrow Central）。在鑑識科學般精準的重現下，展示台訴說著一個特別改編過的美麗故事，它記錄了一個民間力量和自建禮拜場所共享的獨特時刻，反映了英國 1,800 個清真寺裡不起眼的多數人，它刻劃出老店鋪、劇場和酒吧。這裡由建築師暨作家沙赫德‧薩里姆（Shahed Saleem）執行開發，V&A 的艾拉‧基爾加隆（Ella Kilgallon）和克里斯多福‧特納（Christopher Turner）策展，展覽包括訪談錄像、攝影作品和清真寺的 3D 光學掃描，為這些常在限時空間背後的故事，提供了一個多彩的印象快照。
它讓本屆雙年展的其他作品避無可避。就像一個優秀編輯的隱形之手，只有在明斷的策展人消失之時，你才會明白他的重要性。
註：語詞沙拉，專指語詞雜亂、毫無意義的詞語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