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波革命巨浪席捲阿拉伯世界以來，已十年過去，但在多數國家，推翻專制的訴求沒能落實，反而引來至今未平的動盪；曾樂觀等待「一個新中東」的人們，或前仆後繼地在前往歐洲的途中載浮載沉，或全然否定這段過往與那些理想的可能。儘管阿拉伯之春看似一敗塗地，但《衛報》專欄作家指出，在如何將「要求平等」的力量轉化為「落實平等」的力量上，人民已痛定思痛，習得了寶貴的一課
2010年年底，前往蘇丹過聖誕節的路上，我在阿拉伯的社交媒體上，搜尋著一個正於突尼西亞展開之事的零碎消息，一個在阿拉伯媒體上被審查、而西方媒體仍忽略的新聞——突尼西亞街頭攤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med Bouazizi）在西迪布濟德市政府前自焚抗議，進而引發延燒全國的示威活動。
在抗爭推翻突尼西亞終身總統的前幾週，便能感覺到這次起義有些不同之處。在阿拉伯世界許多家庭中，這場抗爭引起共鳴的方式非比尋常，其義憤填膺之劇烈、聲勢之浩大，令人感到前所未有又熱血沸騰。
但即便在我寫著他們的希望與可能性時，我也萬萬不曾想過那會變成如今我們口中的「阿拉伯之春」……
那時，人們根本想像不到和平抗爭會推翻一名阿拉伯獨裁者。這史無前例，甚至沒人知道那會是怎樣的光景。
十年之後，當「阿拉伯之春」已成了「破滅的自由夢」的同義詞，回顧抗爭最初的那幾日、那幾週，就教人難受。如今，回憶起那充滿喜悅與樂觀、血氣方剛的那幾個月，就令人痛苦——那是我們作為阿拉伯人，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
最甚者，想起那種同胞情誼和慷慨激昂，就讓人悔恨交加：你在大街上、在咖啡廳裡與陌生人一同哭泣；你與眾人擠在收音機或電視前，聽聞又一個獨裁者下台的消息；你為他國的革命恭喜他們，而他們承諾接著會輪到你的國家。
回憶起所有的義無反顧，就心如芒刺：一位朋友在加入抗爭前來電，留下雙親的手機號碼給你，以防他再也回不來；你安慰著那些死者家屬，卻發現他們並未沉浸於悲傷中，也沒有因畏懼而低頭，他們堅信，自己的孩子不會白白死去。
然而，放眼今日的阿拉伯世界，很難相信那一切曾發生過。
只有「茉莉花革命」沒有變調，其他受影響的國家，不是像利比亞和敘利亞一樣陷入混亂和內戰，就是像埃及那樣步入史上最黑暗、最暴虐的新獨裁時代。阿拉伯之春迎來的，似乎只應驗了最初為壓下抗爭的警告所言：這只會導致政治局勢更加動盪。
許多經歷過那段滿懷希望之日的人們，已不樂意再提起那些時光。即使提及也往往帶著難堪；那是對年輕過往的藐視，藐視自己的天真與輕狂。「自由和穩定不可能兼得，」幾個月前，一名埃及男子在反思那場失敗的革命時這麼告訴我，「這是我們學到的教訓。」
是以，阿拉伯之春的遺緒，不只是隨之而來的殘暴與威權，而是它如今在人們心中的意義——即對「抗爭」這個概念本身的拒斥。「我們責怪自己，」活躍於埃及1.25革命後（post-Tahrir）政治運動的哈芙莎‧哈拉瓦（Hafsa Halawa）說，「但我們也被人責難。」革命者懷有他們自已的悔憾，但如今人們也指責他們低估了當初面臨的挑戰之規模。
人們對他們説：「你不知道你在對抗的是什麼，你不知道你會把自己捲入什麼麻煩，」哈拉瓦轉述道。「但我們失敗，是因為在抗爭運動中承受了太大的壓力，因而成不了那種政治動物。一旦抗爭者推翻了政權，人們便預期他們該取而代之。」
即便在突尼西亞，布瓦吉吉這個名字也跌落神壇。他的家人在遭受誹謗與騷擾、被指控利用至親之死牟利後，加入數百萬阿拉伯之春流亡者之列，離開了母國。在西迪布濟德市，布瓦吉吉的巨幅紀念肖像畫前，《衛報》記者訪問的一名路過女子説：「我對它罵髒話。」她看著那幅畫説，「我想把它拆下來。是他毀了我們。」
但所有這些互相指責與自我鞭笞，模糊了關於阿拉伯之春的真相：它之所以失敗，乃因它本就不可能成功。在那個時間點、那樣的方式下，和平的政權過渡本就不可能。從敘利亞到蘇丹，我們低估的不是軍方的武力，不是國安機構的殘暴，也不是為維護權力而不擇手段的既得利益集團與菁英階級的強硬。我們未能考量到的，其實是缺乏真正能與這一切抗衡的力量。
問題在於革命成功所需的力量不足，而非反對力量過剩。因為獨裁不只是一個人的統治，而是民主的絕育。在暴君倒台後，人們發現，數十年的專制已在這片土地上撒滿了鹽（註1）。沒有反對黨來駕馭或引導這股政治能量、沒有結束流亡返國或逃離監禁的魅力型領袖來激勵政治運動、沒有足夠健全的媒體生態或知識場域來抵擋陰謀與宗派主義的俘虜，因此，也沒有政治討論的空間。
阿拉伯之春是一場有機、由人民推動，且沒有領袖或意識形態的運動——這一點，使它成為這樣一股驚人的歷史力量，但也正是這一點，最終反過來將它蠶食殆盡。這份空缺吞噬了這場革命。在那樣的動盪下，我們在西方的反建制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左翼對中間派的挑戰）所遇阻力中，也看見了相似之處與可以學習的教訓。阿拉伯之春所遭遇的，是一道普世難題：如何將要求平等的力量，轉化成落實平等的力量。
在敘利亞、利比亞和葉門流離失所的數百萬人；失蹤者與死者；充斥埃及政治監獄的屍體——如今，在這類既定的失敗敘事以外，人們很難再看到其他。但仔細觀察便會發現，人們心中，對於曾那般撼動心靈的事仍有股揮之不去的肯定，尤其在後繼領導者心中播下了不安全感。
埃及革命後出現的殘酷警察國家，便意味著軍方及國安機構已體認到，再一場反叛會造成的威脅之龐大，以致於他們不能允許半點輕微的踰越。就好似一名捕回逃犯的獄卒，該國多疑的領導者們將不遺餘力地阻止同樣的事再度發生。
因此，從在抖音分享跳舞影片的女孩、到拼命與疫情奮戰的醫生，在統治者眼中，每個人都威脅著這密不透風的單一文化——為扼殺所有異議而必須不斷鞏固的單一文化。此乃徒勞。隨著貪污腐敗與經濟困窘迫使人們放棄理性的計算，走上街頭，並遭逢必然的拘留、凌遲、甚至死亡，不滿的情緒也持續積累膨脹。
自十年前抗爭運動揭開序幕起，這個節拍器便不斷喀噠作響，標記著時間——這一刻是對生命和生計的憂懼，下一刻是奮不顧身、激情又頑強的憤怒。在《衛報》與 YouGov 合作的民調（註2）中，便能看出這種雙重意識：在阿拉伯世界的八個國家中，大多數人認為如今的社會比過去更不平等。但在其中五國，多數人表示他們並不後悔阿拉伯之春抗爭。於舊政權而言，那是一場緊張而脆弱的勝利。
情況或許是比十年前更糟了，但現在，暴君和人民都明白了一個事實，一個讓人民獲得了第一次所缺乏之優勢的事實：這一切可能發生，它已真實發生過，現在我們知道它的模樣了；而下一次，我們就會知道我們必須做些什麼了。
註1：古代歐洲的征服者會在遭其佔領和摧毀的城市撒鹽，詛咒此地永遠荒蕪。舊約《士師記》中便描述，示劍王亞比米勒在平息了一場叛亂後「拆毀示劍城，殺死居民，撒鹽其上，有使之永毀不得再起之意。」
註2：這份在蘇丹、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伊拉克、埃及、敘利亞、葉門所做民調顯示：除利比亞、敘利亞、葉門這三個從抗爭走向戰爭的國家外，其餘五國皆「不後悔阿拉伯之春抗議」。比較阿拉伯之春前後生活，僅突尼西亞有27％人認為「更好」，其餘七國皆低於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