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是句老話，但這幾十年來，不論台灣或國際，總能聽聞到抱怨，整體社會的道德水平似乎不斷地下降，尤其是遇到環境議題時，大家都知道怎麼做是解方，但總是有人不願意做，或者抵抗不了內心貪圖方便的小小欲望。面對這個現象，有學者認為，解決道德衰落的關鍵，並不在我們習以為常的「教育」，而在於生物技術。《不適於未來》（Unfit for the Future: The Need for Moral Enhancement，暫譯）已由牛津大學出版十年，曾在歐美社會引起熱議。該書的兩位作者英格瑪‧佩爾森（Ingmar Persson）與朱利安‧薩烏萊斯（Julian Savulescu）任教於牛津大學，專長是實踐哲學與倫理學。他們認為，當代社會之所以道德衰落，並不是因為我們缺乏堅實的道德論證或倫理教育，而是我們的「道德心理」不適合現代處境 —— 人類的心靈太古老，但生活的世界太新穎。
他們論述的起點，就是當前世界需要共同面對的最大問題：環境危機。環境危機很可能帶來導致人類滅絕的終極傷害（ultimate harm），因此我們需要極力避免危機惡化，但有個巨大的困難卡在眼前：多數的環境問題都不是一人一時一地所造成，而是多人多時多地累積的結果，因此需要民眾大規模的共同合作才有可能減緩或化解；然而，只要涉及合作，就需要面對經典的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公地悲劇也稱為「共有財的悲歌」，簡單來說：看著可用的天然資源，乖乖只取自己一份的人，到最後很可能連一份都拿不到，因為早就被其他人搶完了。換句話說，你／妳要做好人，好處就被壞人拿去 —— 任何夠理性懂計算的人都知道少當點好人。在環境問題上，這也意味著「搭便車難題」：既然別人合作減碳，那我繼續排碳沒關係，反正相互抵銷 —— 我根本沒必要管氣候變遷。不論是公地悲劇或搭便車難題，都指向一個結論：如果人類是理性的，那大規模合作解決環境危機這種事根本不可能，因為沒有人要當傻蛋。
兩位作者看來，人類之所以願意為他人負責、承擔起某些道德責任，基本上是被情感所驅動，和理性沒什麼關係；而這種心理狀態和傾向，大多是演化的產物。人類這個物種的歷史很長，相較之下，人類生活在一個大規模的群體（城邦、社會、國家）的時間，不過就是一次眨眼的瞬間。換句話說，演化而來的道德心理，基本上只適用於小範圍的人際圈，也就是所謂的「近與親」（near and dear）—— 我們本能上只在意住附近的人和有血緣的人。這種天性，使得我們根本無法也無力回應環境危機對人類提出的大規模道德要求，畢竟受害者既遙遠又陌生。
你／妳可能會説，地球上多數國家仰賴的民主制度難道不是一種合作方式嗎？作者顯然不這麼想。他們認為民主體系很難有效，原因再簡單不過：如果人類是理性的，那民主仰賴的執政者就能做出最佳選擇或決定，但卻不可能好好合作，而如果人類不是理性的，執政者也只會關心近與親；不論是哪一個，都不可能做出或選出真正能夠改善環境的政策和法律。作者十年前的這個診斷，十年後想來似乎不令人意外，看看這幾年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的結果有多麼差強人意：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氣候協定，談不攏是常態、談得攏才奇怪，更別提總會有人說好了又反悔。
作者於是提出駭人聽聞的建議：用生物技術來增強道德（bio-technologically moral enhancement）。作者雖然認為民主制度無效，但也不主張轉向集權或威權政治體系，畢竟這類體系在歷史上劣跡斑斑；反之，他們認為避免終極傷害最好的辦法，「不是放棄民主，而是增強選民的道德素質」（p.90），而方法就是透過「藥物」。他們舉例，現代科學已經知道催產素與同情心和同理心有關，也早就有了人工合成催產素的技術，那麼如果能夠製造藥物，並透過服藥來適當提昇人類的共情能力，那麼就有機會使人們超越近與親的道德眼界，實現大規模合作的可能。
當然，作者不否認傳統的道德增強方法 —— 教育 —— 有其效果（不過我們都看得出來成效不彰），但如果我們已經有了新的知識和技術卻不使用，似乎顯得劃地自限，放任問題惡化。事實上，作者並未聲稱技術性道德增強必定成功，也沒有說一定要照他們的建議來進行。作者真正想講的，與其說是「如何」從事道德增強，不如說是「為何」要增強道德 —— 我們應當嚴肅看待技術性道德增強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而非迅速且直覺地揮手拒絕。
此書在歐美社會引發許多爭議，不難想見，抨擊居多。技術性道德增強會不會有什麼危險？這是不是對人類自由意志的侵犯？我們真的能夠接受，就因其他道德增強方法的效果不好，就要採用技術來做調整嗎？使用藥物來調整生理狀態頗為常見，那調整心理狀態呢？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無論如何，《不適於未來》至少提供了堅實的論證與基礎，說明人類若想緩解環境危機，不可能光靠堅強的意志或高尚的情操，更何況我們可能從未擁有過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