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亨利八世頭盔上的黃銅眼鏡框，到麥可．肯恩的性別符號，這段眼鏡的細節史揭示了他們特殊的時髦感
事實證明，所有那些關於戴眼鏡的人的刻板印象——像是聰明、笨拙，或有點傲慢——都有著某些可靠的依據。在落後的時代，人們帶著未經矯正的視力跌跌撞撞，近視眼很難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個說法完全不誇張，他們會走錯路、沒注意到有一隻狼正等著撲過來，甚至容易把劍刺向錯誤的人，這讓他們處於明顯的劣勢。近視眼無法帶隊狩獵野豬，或從大廳的另一端向貴族鞠躬，因而被看作鄉巴佬。對他們來說，最安全的地方是圖書館，他們可以花上幾天，不費力地瀏覽鬼畫符般的經書，甚至試著寫下一些自己的見解。從那時開始，在文化想像中，書呆子和近視就被連結在了一起。
即便近視的人在中世紀晚期一度開始戴眼鏡，許多功能上的缺陷仍舊存在。在作家特拉維斯．艾伯羅（Travis Elborough）針對眼鏡所做的精采、有趣的調查中，近視的人不會突然得到眼鏡，然後就此成為熱愛派對的人，或目光銳利的獵人。早期的眼鏡是測試版的極端，僅僅由幾片超厚鏡片，靠著一條皮繩危險地黏在一起，或者，如果你喜歡華麗一點，可以用金線。沒有人注意到耳朵可以能發揮多少用處，所以，當時的眼鏡沒有鏡臂，鏡片更可能是連在一條環繞著頭的帶子上，或黏在棍子上，舉著當作長柄眼鏡。前者，讓你看起來像漫畫家利奧．卡林（Leo Cullum）為《紐約客》畫的醫生；後者，則像是一個即將被砍頭的、衰老的法國貴族。
此外，眼鏡貴得離譜：只有神職人員和國王能夠為了看得清楚，負擔如此奢侈品。亨利八世發現它們非常有用，他在他的頭盔上栓了一副眼鏡，好讓他在參加比武挑戰時，清楚知道究竟是誰朝他衝來。而且早期，只有少數的工匠有辦法製作出保證能安全固定在臉上的眼鏡，讓雙手能騰出來做些更有生產力的事，諸如18世紀倫敦的約翰．多倫（John Dollond）和19世紀美國的約翰・鮑希（John Bausch）與亨利．倫波（Henry Lomb）。然而，這類可穿戴科技在發展初期與社會地位的交錯關係，讓眼鏡很快地與手指忙碌的商人聯想在一起，因此，如果不想被認成勞動階級的一員，你最好避開眼鏡。
艾伯羅在遠視患者身上花的時間較少，或許是因為這令他們倍感恥辱。遠視的人通常是那種外向的人，他們可以用冰冷的目光盯著法庭上的對手，但在理解文件的細節上卻有其障礙。有趣的是，儘管如此，艾伯羅揭露了17世紀時的狀況：與年齡有關的近視（如老花眼）在45歲以上的人當中相當普遍，你可以從現今任何一間藥房裡，任意選出有著同一種標準問題的「讀者」。這些眼鏡不是用鏡片度數（例如+2.5）標記，而是用顧客的平均年齡劃定——40、50或60歲。
但，不論你需要的是遠視或近視眼鏡，你都會擔心觀感問題。人們擔心自己戴著眼鏡的樣子被看到，因為它會發出一個信號：你是有所缺陷的，這有點像是要在公開場合揮動自己的義肢。希特勒讓自己保持在看不清楚的狀態，因為他害怕有些人可能會發現，他無法體現個人的超人理想。雷根是第一位戴上隱形眼鏡的美國總統，他在他身處好萊塢的牛仔時期學到了，若想表現出男子氣概，你需要以令人信服的目光掃視地平線，尋找任何可能的麻煩。
雷根在整個總統生涯選擇不配戴眼鏡的同時，人們長久以來對眼鏡的形象爭論不斷：它不只是酷知識分子的標誌（如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它也是有魅力的英雄勳章。麥可．肯恩（Michael Caine）在《伊普克雷斯檔案》（The Ipcress File）飾演的亨利．帕爾默（Harry Palmer）不只讓眼鏡看起來很性感，還性感得很危險。在電影中，肯恩扮演某種祕密特務，眼鏡給了他某種超能力，能夠看透肉眼可能忽略的事物。他的表演如此逼真，以致從那時開始，這位近視演員被允許戴著他自己的眼鏡上鏡。
儘管如此，英雄們仍會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摘掉女人們的眼鏡，告訴她們，她們其實很漂亮。這男性凝視可真要不得！直到1970年代，充滿魅力的美國女權主義者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戴上飛行員眼鏡，對抗性別之戰，由此，美國詩人陶樂絲．派克（Dorothy Parker）在其詩作中下的迷幻藥「男人很少會對戴眼鏡的女孩出手」，才開始顯得無關緊要。
艾伯羅早前對流行文化史的考察，包括對倫敦雙層巴士和黑膠唱片的研究，都體現出他個人極具感染力的熱情。而這次，艾伯羅也把他個人終生近視的經驗，完美地體現在他的主題上。他對於裝著彈簧的眼鏡盒之考察尤其有趣，20世紀下半葉，這種眼鏡盒嚇壞了年輕的眼鏡人。這個由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發放、大量製造的盒子，是種勉強生出的贈禮，它殘暴得像個捕人夾，你一用過就會發誓它們只要輕輕一彈，就能割下一小段姆頭。事實上，這個盒子兇猛得像隻不願放棄珍珠的牡蠣，它設法暗示那些脆弱的近視人：他們幾乎配不上他們的眼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