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入侵烏克蘭，導致人們爭相避開俄羅斯的商品、名人，甚至貓咪。然而，受影響的人中，有許多人反對戰爭，還有些根本不是俄羅斯人。但過去250年的歷史證明，這種原始粗暴的方式，也可以很有效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幾週後，阿列克謝・日明（Alexei Zimin）意識到，他在倫敦的餐廳 Zima不妙了：在餐廳入口上方那個大寫的字母 Z。日明來自距莫斯科以北2小時車程的小鎮，這場令他厭惡的帝國主義進犯，其一大象徵，竟和這個字母有關。他嚇壞了，派人把招牌給拿了下來。但即便這麼做，也不足以讓他和他的餐廳不受抵制，因為抵制已經成為各界對這場戰爭表達憤怒的一大重點。
Zima 菜單中的俄羅斯料理，有羅宋湯、皮羅什基（俄式小餡餅）、布利尼薄餅佐酸奶，最近還加了一道「基輔雞」，但生意開始慢慢變差了。員工輪流接到隱藏號碼打來的辱罵電話，一口咬定他們是普丁的支持者，渾然不知這間餐廳有八成的員工都是烏克蘭人。日明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太嚴重，但為了以防萬一，還是在門上裝了保全系統。
日明想找個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反戰立場，他在 Instagram 上傳了一系列影片，片中，他在自家餐桌前邊抽著菸、邊唱著反戰歌曲。不久後，他在俄羅斯獨立電視台（NTV）主持了12年的烹飪節目就被腰斬了。雖說是意料之內的事，但他前陣子在 Zima 餐廳中喝著伏特加通寧時，想了很多，他覺得，自己現在大概回不了家了。「我從來不想變成移民，」他說。「但我不傻，每個行為都有其後果。」
Zima 餐廳把一成的收入捐給紅十字會，以聲援烏克蘭難民。日明還為一場特別的募款晚會，煮了一桌烏克蘭菜——他口中「超級好吃，也是世上最肥的食物」。儘管如此，還是有人會要求這家餐廳做出進一步澄清，以示忠誠。「食物棒極了！」一位 Instagram 用戶以俄文寫道。「很不幸地，普丁入侵烏克蘭，壞了我們的胃口。起身反抗你的獨裁者，停止殺害無辜的人！」
對於一個性格溫和、有點邋遢，這輩子沒投給普丁半張票的廚師來說，這一切既痛苦，又超現實。但即使抵制是一把鈍器，日明也能明白箇中原因——他也很清楚，跟基輔或馬立波居民遭受的重大災害相比，他的煩惱微不足道。雖然他不確定取消 Zima 訂位的人想達到些什麼效果，但他懂得那種急著想採取行動的心情，因為他也有過。「那其實沒有什麼幫助。在俄羅斯受苦的是小人物。但我想不到別種方法了，你懂嗎？」
俄羅斯的運動員、指揮家、貓
日明所述的，是抵制運動，或說「杯葛」面臨的核心困境。作為一個旨在引起政治變革的工具，抵制可以很有效地表達厭惡之情——但這，正是因為它優先考量的，是「有沒有效」，而非「公不公平」。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反猶太主義研究所所長、曾編輯《抵制行為的昔與今》（Boycotts Past and Present，暫譯）的大衛・費德曼（David Feldman）認為，「抵制運動往往會試著區分，對責任實體（如政府或企業）的抵制，和對個人的抵制。這是一個很好的原則，但在實踐中，這種區分通常很難維持下去。」
政府制裁也是抵制的一種，特色是聯合協作、且相對謹慎；由平民、公民社會和企業所發起的抵制活動，則更為嘈雜、混亂和外顯。而且，戰事開始以來，即便跟俄羅斯有關聯的英國企業，正開始感受到反普丁運動的影響，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俄羅斯消費者、俄羅斯名人，甚至俄羅斯貓咪身上。
一系列大品牌，從 Apple、Uniqlo到路易・威登集團（LVMH）等，都關閉了他們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店面。英國超市不再進俄羅斯產品，最新一集《蝙蝠俠》和皮克斯電影《青春養成記》紛紛從俄羅斯電影院下片。俄羅斯運動員被禁止參加國際賽事，世界跆拳道聯盟也撤回了普丁的榮譽黑帶。
從一部新黑色（neo-noir）偵探劇，到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改編劇，Netflix 中止了多部俄羅斯影集的製作。英國比價網站 ComparetheMarket 撤下了他們的狐獴廣告，免得這隻名叫「亞歷山大・奧洛夫」的俄羅斯裔虛擬角色引發反感。俄羅斯藝術家被要求表態，與俄軍入侵的行為做切割，而之於某些人而言，如果沒照做，便不再會受邀亮相重要場合——比如「最偉大在世指揮家」、也是普丁友人與支持者的瓦列里・葛濟夫（Valery Gergiev）。
英國卡迪夫愛樂樂團，把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從曲目中刪除，因為此曲乃是為了紀念俄軍的勝利而作。而國際愛貓聯盟禁止了任何俄羅斯人養的貓參加其主辦的國際貓展。
就批評者看來，這似乎是在「取消」1.44億俄羅斯百姓——與普丁本人的宣言相同。但對於支持抵制運動的人而言，如此廣泛的反響，是個強而有力的訊號，表明俄軍入侵烏克蘭一事激怒了全世界。
為集體憤怒命名
杯葛（Boycott）得名於1880年，但在那之前至少一世紀以來，抵制運動就一直是表達異議的重要手段。1773年波士頓茶葉黨事件（Boston tea Party）就是一例，當時，憤怒的美國抗議者將342箱進口茶葉倒進波士頓港，以抗議英國政府對美國殖民地徵收的不公平稅款。
幾年後的自由生產運動（Free-produce Movement）亦是，這起在英國和美國發起的運動，抵制使用由奴隸製造的砂糖。重要的是，這些抵制原型「既能表達意見，又有實用價值」，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方式，也同時表明你是怎樣的人，費德曼寫道。「這是以對方妥協為目的的策略⋯⋯但同時也得以建立並鞏固某種政治認同。」
今日我們使用的杯葛一詞創於1880年，當時因為全球農業蕭條，愛爾蘭的佃農瀕臨破產，他們要求政府降低付給英國地主的租金，停止驅逐那些付不起租金的人——並且最終把那些地主都趕出去。愛爾蘭土地聯盟（Irish Land League）主席查爾斯・史都華・巴奈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呼籲支持者，若有人接手被驅逐佃農的土地，別讓他得逞，要「把他孤立於整個國家之外，就好像他是漢生病人一樣。」
一週後，英國房地產經紀人查爾斯・杯葛（Charles Boycott）因為驅逐了11位付不出地租的佃農，而成為抵制目標。他寫了封信給《泰唔士報》抱怨說，甚至「我的洗衣女工也被人指使，不再幫我洗衣服。」
當第一位參與抵制的神父約翰・歐麥利（John O’malley）邊和來訪的美國記者喝威士忌，邊考慮該給這種手段取個什麼名字，他提議道：「不如就稱之為『杯葛』怎麼樣？」兩年後，這個詞被編入字典，並迅速傳遍歐洲。
若我們傾向把抵制視為一種爭執手段——一種民眾集中資源、反對政策或政權壓迫的方式，我們也該注意到，這種手段也被用在更險惡的目的上。在美國，極右翼試圖抵制那些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企業。在納粹德國，對猶太企業的抵制，更是某種「仇恨」的早期宣言，而這種仇恨，最終導致了種族大屠殺。
然而，形塑了今日我們對「杯葛有何用」之瞭解的，是英國的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那場運動道德清晰（moral clarity）得無懈可擊。一切始於1959年，在南非農村貝薩爾（Bethal）近似奴役狀況下生產的馬鈴薯遭到抵制，而這波運動逐漸發展，到了1990年曼德拉出獄時，已經變成對南非各種產品、服務和文化輸出的嚴重排斥。
在1960年代，當時26歲的克莉絲塔貝兒・葛尼（Christabel Gurney）加入了抵制的行列，並擔任《反種族隔離新聞》（Anti-Apartheid News）編輯長達21年，當時她以為，這次也會像多數抵制行動一樣——以失敗告終，或說至少不會真的達成其正式目標。「這是一場漫長的比賽，」她說。「我從來沒真的想過，那會不會帶來改變，（因為）政府看起來是如此強大。但那是一種行為準則。我們覺得，自己是在聲援一場人民的奮鬥。」抵制本身並不會真的讓改變成真，「卻是一種很好的運動策略，因為拒買南非水果，人人都能做到。這有助於創造一種更普遍的氣氛。」
葛尼說，在抵制俄羅斯一事上，反種族隔離的例子會是一個有益的思考框架，原因與其說在於其相似之處，反而更在於其相異之處。他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對大公司施壓、迫使他們排斥南非政權；相反的，如今這個時代，連一個最沒血沒淚、利潤至上的企業，都會想擦亮自己的道德證書，許多企業在多數客戶都還沒想到之前，就切斷了與俄羅斯的關係。
我們還可能注意到另一個關鍵差異，一個幾乎史無前例的差異：通常，參與抵制的人，是想說服自己的政府改變立場。但這次，抵制和制裁步調一致。問題是，這是否會讓抵制者更有可能成功？或者這根本毫無意義。
受反種族隔離運動啟發、旨在讓以色列停止佔領加薩地區和約旦河西岸的「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以下簡稱 BDS 運動），卻備受質疑。
BDS 運動連番針對了幾家公司，像是 SodaStream（因其在約旦河西岸非法定居點的一家工廠）和 Caterpillar（向以色列政府出售用於拆除巴勒斯坦房屋的推土機）；還提倡對以色列大學進行學術抵制，並呼籲藝術家拒絕到以色列演出。支持者表示，BDS 運動從2006年開始以來，在動員全球反對以色列政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讓巴勒斯坦人民知道他們並不孤單。但批評者則認為，這場運動既沒有讓巴勒斯坦人獲益，也沒有對以色列經濟造成什麼嚴重影響。而以色列及其盟友則說，這是場「反猶太主義」的運動。
對於 BDS 運動，費德曼持中立態度。「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抵制發生時，政治就會變得關乎個人——抵制迫使人們做出痛苦的選擇，」他說道。但他認為，雖然部分參與這項運動的人抱有反猶主義思想，但他們不能代表整個 BDS 運動；許多猶太人覺得這場運動反猶，雖然這種感受不容忽視，但感受本身並不足以證明這個說法。他的這個觀點，也可以延伸到如今俄羅斯人面臨的抵制：「總是有可能落入種族主義形式的敵意，但即使沒有發生這種情況，遭到抵制的人也會覺得自己受到了人身攻擊。而有時候，這正是抵制的目的。」
「我只是開了家店」
在寫這篇報導時，我聯絡了7名因俄軍入侵烏克蘭，而在英國遭到抵制的人，除了日明以外的人都拒絕受訪。其中一位女性受訪者的店名中，雖有「俄羅斯人」這個字，但也販賣來自拉脫維亞、立陶宛和烏克蘭的商品。她希望那些打電話來說不會再光顧的人，能夠知道她本身就是立陶宛人。有一位先生還對著她連喊了三次「Slava Ukraini」——榮光歸烏克蘭。「我已經沒有從俄羅斯公司進貨了，」她補充道。「我還能怎麼辦？我只是開了家店。」
還有位受訪者播放了一段語音留言，電話那頭的人罵她是「俄羅斯婊子」並威脅要殺了她。另外一位受訪者的公司，最近改了旗下食品業務的名字，拿掉跟俄羅斯的關聯，轉而強調產品的品質。
相對於這些嚴峻案例的，是一個逃不掉的事實：隨著這些普通民眾的權利日漸被剝奪，即使是鎖定範圍最狹小的抵制運動，也必然會靠著附加傷害，來對真正的目標施壓。攻擊那些不小心把公司「取錯名字」的人，與共同抵制大公司或大機構，這兩者幾無相同之處。而若謹慎執行，並與排外心理切割，抵制運動就能產生一種迫切的道德力量。
比如，印度街頭小吃和啤酒連鎖店 Bundobust 的老闆馬爾科・胡薩克（Marko Husak），就有家人在烏克蘭——他的一位表親參軍了，另一位則被迫帶著年幼的兒子逃離家園。戰爭開始後，他開始組織餐旅業共同抵制俄羅斯產品。「這只是件小事，」他說。「但這是為了聲援、展現團結心，也是做給那些有同感的俄羅斯人看的。」
他在 Twitter 上分享了一張宣傳自身想法的照片，裡面有一瓶被畫上叉叉的蘇聯紅（Stolichnaya）伏特加——這種酒跟俄羅斯有著複雜的過去，直到最近仍在用俄羅斯產的穀物釀製。但正如該品牌一直拼命表明，他們的老闆反對普丁、酒產自拉脫維亞、公司總部位於盧森堡，而且已經聲明反對戰爭。
該公司的 CEO 達米安・麥金尼（Damian McKinney）在巴貝多家中受訪時表示，抵制運動的影響之大，以致在頭一週，「我們感覺就要完蛋了」。即便如此，他也能理解這種反應。「當我看到人們把伏特加倒掉，看到美國州長說他們要抵制，老實說，我的反應是：我懂，我完全不會怪你們。」
麥金尼隨即著手打起一輪電話澄清，其中一通裡，一家英國超市的老闆還誤以為他是法國伏特加品牌灰雁（Grey Goose）的 CEO。現在，來自塞爾維亞的穀物，正漸漸取代俄羅斯穀物——而公司也重塑品牌為「蘇托利」（Stoli），以強調此一變化。麥金尼說，「在這個情況下，抵制運動就好像有一幫暴民說，『大家一起力挺吧！』的感覺。」他在一面烏克蘭國旗前說道。「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冷靜一點的地方，聲援是好事，但大家一起試著理解我們為何而做吧。」
對試圖改變現況的人來說，蘇聯紅的⋯⋯抱歉，是蘇托利的故事，乃是一則寓言，反映了全球供應鏈令人費解的本質——但這間公司的回應也凸顯出，無論抵制運動多麽雜亂無章，它確實能夠帶來改變。
在 Zima 餐廳，日明啜飲最後一口伏特加之後，帶我去一家酒吧會見一群俄羅斯僑民，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都有點被動搖了，但也願意接收自己的不適應該有其必要，或至少無法避免。「失去一切的烏克蘭人所面對的問題，要糟糕得多，」日明說道。「我不該在蘇活廣場哭的。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不覺得連坐處罰有意義，但我能理解集體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