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可以聽到經濟學有「帝國」之說，一下入侵社會學、一下又入侵心理學，或是經濟學家們又跨領域搶了別人的飯碗。如果我們把最近幾十年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名單攤開來一一仔細檢視，會發現有許多不同領域的人得到了這個獎項，包括數學家約翰‧奈許（John Nash）、政治學家伊莉諾‧歐斯壯（Elinor Ostrom）等等，都說明了經濟學與其他領域的廣泛結合。
凡此種種，都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的開山始祖蓋瑞‧貝克（Gary Becker）。貝克是第一位將經濟學與其他學科大量結合的拓荒者，在犯罪、歧視、家庭、人力資本上有廣泛且開拓性的研究。1992 年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貝克，其研究與當時以理論推導為主軸的經濟學相當不同，更強調實證資料與經濟學理論的對話。貝克擅於以量化的手法研究議題，其中便包括了「人力資本」的量化。人力資本儘管被經濟學家視為影響經濟成長率的重要因子，卻沒有一個合適的分析工具與討論的平台。而教育、健康、職業訓練等也會影響到人力資本，進而衍生出了「教育經濟學」、「健康經濟學」中對於如何有效提升人力資本的討論。以教育經濟學為例，其研究目標是整個教育機制或教育資源的效率，包括了硬體設施、教學方法、教學制度等等。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討論教育經濟學，一為政府的教育成本層面（總體層面），一為私人成本層面（個體層面）。總體層面的問題發展得比較早，在 1980 年代就已有相關研究，但個體層面的研究在「如何影響」上則有更深的琢磨。個體經濟學家將教育視為一種能藉由各種方法與手段來提高報酬率的「科學」，而一旦個體經濟學家可以瞭解、甚至量化這個「如何影響」的機制，那麼在政策建議上將會有顯著的幫助。
200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計量經濟學大師詹姆士‧赫克曼（James Heckman）在其網站 heckmaequation.org 中，討論了關於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若政府能對更小年紀的學童（尤其是五歲以下）提供更多的「投資」（教育嬰兒的父母也算），會比補助國高中各種減免方案更為有效。一旦幼兒整體的平均素質提高，不僅會影響將來的犯罪率、識字率，此結果將更進一步減少許多社會成本的浪費，包括：警察資源的投入、職涯訓練、各種弱勢津貼等等。他認為，在學齡前的教育中，就能夠培養小朋友對於專注、自我控制、忍耐的認知能力，因此愈多的早期投資愈有助人力資本累積。比起一般媒體所出現的教育改革或是升學制度的爭辯，詹姆士‧赫克曼對於教育改革的分析更有科學根據，也更適合成為政策的參考方針。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的喬舒亞‧安格麗斯特（Joshua Angrist）教授與華威大學的維克托‧拉維（Victor Lavy）教授在一篇《經濟季刊》的論文中，也討論了班級人數多寡對於學習表現的影響。中世紀哲學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是最早開始討論最適班級人數的學者，他認為一個班 40 人對於學習是最為有效的。以現在的眼光來看，40 人似乎有點擁擠；而安格麗斯特與拉維便利用了位於以色列學校的資料，佐以「不連續迴歸（Regression Discontinuity，RD）」（註）計量方法，估計出班級人數對於學習表現確有影響。雖然沒辦法知道最適班級人數，但人數愈少的班級，在測驗中的表現顯著較好。其他利用更先進的計量方法（如 RD 或工具變數等）估計相關議題之研究，在最近十五年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雖然有時會受限於資料的限制，但是相對於古早時代沒有根據的胡亂猜測，教育經濟學的貢獻已然非常巨大。
蓋瑞‧貝克成功將經濟學的「版圖」擴大，並影響了人類的生活，其最根本的原因便在於貝克的研究方法——利用具體的資料來解釋各式人類行為，非常為現今社會所重視。因此，詹姆士‧赫克曼能夠發揮計量經濟理論的威力，進一步對教育政策分析做出貢獻，也就不足為奇了。
註：將資料依程度分組（在此文中即班級人數）、推論進行實驗（即學習）後，以其在向量圖中顯示的不連續性，判斷是否有明顯差別的實驗方法，可用於辨別政策實踐在沒有隨機性的狀況下的效果（即學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