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市天亮以前，香蕉已經忙了整夜
美國・紐約——在 6 月某個熱天裡，赫曼・赫塞號（Hermann Hesse）溜進紐約港，駛往布魯克林的紅鉤集裝箱航站（Red Hook Container Terminal）。這艘 550 英尺長的貨船揚著賴比瑞亞的旗幟，從厄瓜多一路航行了 3,000 英里。它開過巴拿馬運河，在加勒比地區上貨，並且經受了幾場海上風暴。
不過對船上的香蕉來說，抵達布魯克林不過是另一場旅程的開端罷了。
每個星期，這樣的船都會載著 40 箱香蕉——差不多是 400 萬根香蕉——抵達紅鉤集裝箱航站，數量約莫是每週紐約市流通香蕉總量的五分之一。
當香蕉抵達紐約時，便展開第二段旅程，一場環繞全市的大冒險。香蕉們可能會由布魯克林的海關經手，或者在紐澤西州因為催熟氣體太多而爆開，或在布朗克斯龐大的農產品市場任人討價還價，最後終於坐上一台不起眼的貨車，在夜間抵達你家附近的水果攤。
「如果你真的親眼見過這些香蕉要經歷多少過程⋯⋯」布朗克斯批發商店頂級香蕉（Top Banana）的老闆喬・帕倫坡（Joe Palumbo）沉吟道。
在大多數國家，催熟與分配香蕉的工作是常人看不見的夜行產業，通常由諸如喜互惠超市這樣的通路業者經營。在紐約，雖然這個產業同樣朝上述趨勢靠攏，不過其中許多工作依然倚靠當地香蕉承銷商運作。他們行業的歷史能溯及義大利移民安東尼奧・庫內奧（Antonio Cuneo），他在 19 世紀晚期壟斷市場，人稱香蕉大王。
庫內奧是第一個靠著供應紐約市香蕉而大發利市的紐約客，而他恐怕也是最後一人。今日，小型家族企業在供應鏈上負責運送香蕉，前往雜貨店、醫院、機場以及碩果僅存的幾間拉丁裔小店鋪，他們在每盒香蕉上頭幾乎只能賺得一美元。
「這個行業得 24 小時出勤，每週工作六天。」帕倫坡說。「而且還賺不到錢。」
赫曼・赫塞號入港後，紅鉤集裝箱航站的總裁麥可・史塔馬提斯（Michael Stamatis）穿著西裝佇立在水濱，看著一箱香蕉從甲板高高吊起。
紐約一度是香蕉大港，不過時至今日，紐約的香蕉大多來自他州的港口，例如多年前都樂食品（Dole）和金吉達（Chiquita）兩間公司轉戰的德拉瓦州威明頓（Wilmington）港，再輾轉由貨車運入紐約。
赫曼・赫塞號隸屬於海岸航運公司（Seaboard Marine）的船隊，是紐約市為數不多的香蕉船之一。該船載著厄瓜多的香蕉，船上香蕉的品牌大概稱不上家喻戶曉：貝琳達（Belinda）、嬌美（Bonita）和野味（Selvatica）。
「這是專做小本生意的航站。」史塔馬提斯說。
這艘船和古代的香蕉船已經相距甚遠，當時擠滿紐約港的是蒸汽船和雙桅帆船，例如在 1897 年 8 月抵達碼頭的大船，其甲板上「都是滑溜溜的香蕉泥」。今天，香蕉則是裝在冷藏箱上岸。
一如所有貨物，裝箱的香蕉也要通過航站的輻射探測器。史塔馬提斯手指著兩柱「輻射門」。（他說香蕉含鉀元素，有輕微輻射量，因此有時候會觸動探測器。）
每趟航運來的幾箱香蕉會送往航站倉庫，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會打開箱子，檢查內容物。
原來，史塔馬提斯曾經替厄瓜多的香蕉生產商嬌美公司工作幾十年，負責進口事務，後來嬌美公司出了麻煩，關閉了航線，他才到紅鉤工作。他帶著香蕉一起到航站，創立了一條新航線，甚至還進口自創品牌——貝琳達。
「我是個香蕉癲叔（banana guy），對吧？」
他在19歲接了第一份工作，在紐華克港（Port Newark）以粉筆記下從船隻送上輸送帶的成熟香蕉箱數。只要有一根香蕉是黃色的，整箱香蕉便算是成熟香蕉，就要退掉。
他說，那個年代比較亂。「我告訴你，箱子裡有蜘蛛、蛇、蟋蟀和蟑螂。」他說。「我們打開船艙，就能聽見蟋蟀嘰喳個不停。」
「更早的日子裡，也有偷渡客。」他續道，「所以你打開艙門的時候，就會有人拔腿往外跑。好幾次，我們要追著人滿街跑。」
香蕉的下一站是紐澤西州北勃根（North Bergen）的催熟倉庫。倉庫屬於 Exp 集團（Exp Group），該公司進口了抵達紅鉤航站的絕大多數香蕉。
貨車抵達時，父子檔埃米爾・賽拉芬諾（Emil Serafino）與安東尼・賽拉芬諾（Anthony Serafino）從倉庫一樓的辦公室走出來。他們穿著綠色短袖襯衫，胸前口袋上繡著公司名稱。
賽拉芬諾父子剛入行時也只是布魯克林一間農產品批發商，不過十年前他們做起進出口生意，搬去紐澤西，建立了 Exp 集團。五年前，他們自厄瓜多瓜亞基爾（Guayaquil）附近的農場運自己的香蕉到紐約，並蓋了這間倉庫。
他們於是躋身厄瓜多香蕉最大的進口商行列，雖然總地來說，規模也沒多大。如果都樂、金吉達和台爾蒙食品（Del Monte）是大香蕉，Exp 集團就是迷你蕉。
「他們肯定樂於把我們吃乾抹淨。」老賽拉芬諾說。
外頭是攝氏 28 度，要迅速卸載才不會熱到香蕉。一位工人開著一輛迷你堆高機在倉庫快速進出，另外兩位工人則忙著將香蕉堆到棧板上。
你能夠從硬紙板箱的縫隙窺見香蕉。它們還沒染上計程車車身的黃，它們比城郊計程車（boro taxi）（註1）的蘋果綠更綠，而且硬得像榔頭。
香蕉在樹上要花數週才會成熟。然而，在香蕉貿易中，當它們還是綠色時就會從樹上砍下來運走，以免脆弱的香蕉在航程中碰壞。
現在它們準備好催熟了。賽拉芬諾父子走下連著高大旋轉門的寬敞通道，旋轉門漆成亮黃色：催熟室。
催熟室的名字讓人聯想到一塊泛著橘色燈光的溫暖空間，模擬南美洲的暖陽。不過當小賽拉芬諾打開其中一道門時，裡頭的房間又黑又冷，與其說日曬屋，還不如說是車庫。
裝箱的香蕉從地板直直堆到天花板，一個長得像醫療儀器的設備從其中一個箱子頂了出來，後頭還拖著電線。「果肉溫度計。」他說。
催熟室裡瀰漫著乙烯，人造的乙烯取代了自然情況下催熟香蕉的荷爾蒙。
溫度計追蹤香蕉的內部溫度，或者說是果肉狀況，催熟人員藉此調整房內的乙烯、濕度與氣溫。
催熟的技巧臻於化境需要時間磨練。而且催熟的過程有時也會出意外。乙烯是易燃物質，在 1936 年，匹茲堡香蕉公司（Pittsburgh Banana Co.）的大樓爆炸，讓匹茲堡市帶狀區（Strip District）的天空下起了香蕉雨。
今日，只要在平板電腦上戳戳點點，就能放緩或者加速催熟。「如果業績上揚，我們就調高溫度，」賽拉芬諾說。「如果賣得不好，我們就降溫。」他說，調整範圍為攝氏上下 1.6 度左右。
「你可不想逼香蕉逼得太急。」
催熟室的室溫保持在 13 度到 19 度之間。他說太冷的話，著涼的香蕉就會轉灰，看起來跟樹皮一樣。太暖的話，外觀沒事，但裡頭可能已經成了香蕉泥。
催熟會花上四天左右。完工之後，賽拉芬諾父子會送香蕉到餐廳供應商、批發商和雜貨店。為了確保所有人步調一致，他們會畫一張熟度表單，熟度的色調會從 1 分色分到 7 分色——1 分就是和巴西國旗綠一樣綠，7 分就是布有棕點的奶油黃。沒人會買 7 分蕉。「如果我拿到一堆7分蕉，」老賽拉芬諾說，「我就不用睡了。」
或許正是為了賣出過熟的香蕉，聯合水國公司（United Fruit Co.）才讓旗下的金吉達小姐（Miss Chiquita）在 1940 年代與 1950 年代唱出香蕉歌：「長了棕色斑點、帶著金黃色澤的香蕉呀，這樣的香蕉最美味也最健康。」
這句順口溜看來影響了一個世代的人。「我喜歡吃剛轉黃的香蕉。」61 歲的埃米爾・賽拉芬諾說。
不過時代變了。25 歲的兒子安東尼・賽拉芬諾說：「我喜歡綠色莖部的黃色香蕉。」
他說這才是千禧世代的香蕉。
自 19 世紀晚期進入美國東岸港口以來，香蕉的需求量就一直很高。本地水果過季時，香蕉和鳳梨受歡迎的程度尤甚。仍然帶梗的大批香蕉下船，幾小時內就賣了數千條。
在某些城市裡，香蕉多到香蕉皮成了公共危險。沒錯，不是蓋的。人們會跌倒、受傷。而且至少有一個男人真的死於踩到香蕉皮滑倒。1896 年，《紐約時報》頭版宣告：「香蕉皮戰爭。」
製造麻煩的不只是香蕉皮而已。當時曼哈頓部分地區覆上厚厚一層污泥：橘子皮、馬鈴薯皮、稻草、糞肥。然而人們要求改善的呼聲還是聚焦在香蕉皮帶來的風險。
香蕉皮戰爭持續了好多年。
在 1989 年，《紐約時報》的記者形容：「一個高大魁梧的男人步履輕快地走過街道⋯⋯結果一腳踩上一墩香蕉皮和黑泥，就像踩到軟軟的肥皂一樣滑跤了。」
大眾歷史讀物《香蕉密碼：改變世界的水果》一書作者丹恩・凱波（Dan Koeppel）說，香蕉滑倒這類笑料也自然源於這段時期。
凱波說，紐約市第一波街道清掃行動協助改善了街容，不過拜中歐猶太人文化帶來的意第緒劇院、通俗喜劇以及後來的默片相助，踩到香蕉皮滑倒的笑點長留美國文化。
本地騙徒也把騙術的想像力動到香蕉皮上頭。1910 年的《紐約時報》寫道，名叫安娜・史特拉（Anna H. Sturla）的女子聲稱自己踩到香蕉皮摔跤之後被捕——在此前的四年裡，她提出相同的主張十六次。
有一段時間，紐約市能買到不同品種的香蕉。當時有矮生香蕉以及古巴的紅香蕉。隨後聯合水果公司（金吉達的前身）壟斷產業，在拉美大幅擴張，其中一個品種橫掃了市場：大米七香蕉。
聯合水果是無情的企業帝國（註2），但該公司也非常脆弱。不論聯合水果往哪裡發展，黃葉病就跟到哪裡，黃葉病導致香蕉樹從樹體內潰爛，而聯合水果公司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帶著工具上的泥土四處擴散疾病。到了 1960 年，黃葉病幾乎讓大米七香蕉瀕臨滅絕。「大米七香蕉自此以後從市場上滅絕。」香蕉歷史學家凱波說。
香蕉產業欽定的大米七繼承者是香芽蕉，是能抵抗黃葉病的特定品種，不過香芽蕉就不像大米七這麼粗壯耐打。凱波說，香芽焦讓香蕉產業改頭換面，成為今日要用上箱子、冷藏和先進催熟科技的面貌。
如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出口香蕉都是香芽蕉。卡波表示，香芽蕉是因為其疾病抵抗力而雀屏中選，也就不見得是最美味的香蕉品種。他說這堪稱是香蕉界的麥當勞。在擁有數百種香蕉品種的印度，香芽蕉還得名「飯店蕉」。
香蕉在紐澤西催熟以後，它們再度坐上卡車。有些會送往布朗克斯的杭茨角農產品市場（Hunts Point Produce Market），並在頂級香蕉商店下車。
杭茨角農產品市場是個龐大的批發中心，一台台貨車在倉庫排了 1,600 公尺那麼長。
一日午後，頂級香蕉的老闆喬・帕倫坡坐在市場 D 區的一張大桌上，身邊有五個孩子的數十張裱框照片、紐約大都會隊的周邊體育用品和一小山新鮮香蕉。頂級香蕉商店有自己的催熟室，成熟香蕉的甜膩味在店裡揮之不去。
帕倫坡有些香蕉來自紐澤西的催熟倉庫，還有些尚綠的香蕉來自船運到威明頓的大進口商。「如果你（在紐約）買到都樂或金吉達的香蕉，很可能就是從我這邊來的。」
帕倫坡說，他的賣香蕉給「所有人」，「從好市多到巷口小店都有，一網打盡。」
其中有一群他稱作「突厥人」的買家。其實，他們大多是土耳其人。這群人則為非常特定的市場張羅香蕉。
一個晚上，其中一人杜根・費拉霍古（Dogan Ferahoglu）站在數座香蕉箱子塔之間，斜倚在手推車上，他的兄弟則忙著討價還價。「我的兄弟和我合夥到處走跳，看誰出的價最高。」他聳聳肩說道。
他們的客戶：曼哈頓的蔬果攤。
費拉霍古說，香蕉是他們賣最好的產品，其次是藍莓和草莓。送貨員在市場上要花 16 美元買一箱香蕉，差不多是 100 根香蕉。
照帕倫坡的說法，紐約曾經有許多買賣香蕉的家族。「如今剩沒幾家了。」他說。
長島香蕉公司（Long Island Banana Corp.）在不久前歇業，關門前老闆涉入一起妓女死亡案件，根據報導，這位妓女在「毒品性遊戲」之中用藥過量身亡。（而且老闆還捲走員工的退休金。）
其他香蕉公司的關門故事大多沒這麼高潮迭起。帕倫坡說，年輕世代不想接下家族事業。香蕉是一門難做的生意：晝伏夜出、低利潤、問題一堆。「讓我數給你聽，」他搖著頭說道。「暴雨、暴雪、紐澤西州的高速公路收費站。」
他自己已經分散投資了。除了買賣大量香芽蕉之外，頂級香蕉也販售綠芭蕉、鳳梨、哈密瓜、西瓜、青檸檬、馬鈴薯和蘆薈，甚至有諸如黃體芋在內的罕見根莖類蔬菜。
「光賣香蕉是不夠的。」
對於參與香蕉買賣的每個人來說，未來都很令人忐忑。
香芽蕉無法抵禦名叫熱帶型 4 號（Tropical Race 4）的新品種黃葉病。凱波說，香芽蕉大抵來說是純系品種，香蕉相同的基因讓它們外觀和特性都十分雷同，有益於商業使用，「不過一旦發病，所有香蕉都會生病。」
「香芽蕉無疑會受到黃葉病重創。」凱泊說。「有著名的植物病學家持相同看法，不只是幾個喜歡香蕉的記者而已。」
他補充道：「沒人知道疫情何時會爆發。」
有些香蕉業界人士對眼前的威脅輕描淡寫，有些人尋覓替代品種。凱波說，這些人在亞洲培育一種抗病的香芽蕉。「但你沒辦法單單改變抗病基因。你很可能動到別的東西，比方說口味。」
在此同時，香蕉生意還是車水馬龍。凌晨，費拉霍古兄弟離開杭茨角，開著大貨車巡迴紐約，在曼哈頓上西城的96街和百老匯大道交叉口卸下數箱香蕉。該處有城裡最繁忙的水果攤販，彼此在四張大傘下並排，日夜不息。
「這是紐約市最適合擺攤的地點。」週間某日，經營白天攤子的歐忒・蘇萊曼（Oktay Suleyman）說道。
蘇萊曼說，香蕉通常四根一美元，在生意好的日子裡，他們會賣出 15 箱香蕉，約莫 1,500 根左右。人們在週末吃完家中存糧後的週一通常是生意最忙的一天。
蘇萊曼在手邊放了半顆檸檬，他拿檸檬潤潤手，方便他打開塑膠袋口。「在尖峰時刻，我動作要快。」他在通勤族從鄰近地鐵站湧出時說道。
他賣香蕉給愛爾蘭裔木匠、來自波多黎各的退休人士與商業學校的學生。
學生桑迪・杜薩（Sandeep Dusa）挑了幾根香蕉，遞給蘇萊曼一元鈔票。蘇萊曼的手在檸檬上頭刷過，打開袋口，丟香蕉進去。
「我得從袋子裡拿香蕉出來。」杜薩說。「如果你有根香蕉熟了，會波及其他香蕉。」
「香蕉集體行動。」他說。「聰明的水果。」
在夜幕下，一小堆空箱子倒在路邊，桌上還剩下寥落幾根香蕉，金黃色的蕉身上帶著棕點。不出幾個小時，香蕉供應會再次補上。
註 1：紐約市在幾年前為了解決合法的黃色計程車過度集中在市區與機場載客的問題，核准城郊計程車上路，並以其稱之為蘋果綠的淡綠色作為車身標準色。
註 2：聯合水果公司在近代史惡名昭彰，20 世紀初歐・亨利（O Henry）在小說《甘藍菜與國王》中創造香蕉共和國一詞，描述自己在宏都拉斯期間親見美國企業如何操縱當地政經局勢。日後聯合水果公司最知名的醜聞包括在《百年孤寂》寄寓重現的 1928 年哥倫比亞香蕉園大屠殺，以及 1954 年瓜地馬拉政變。2007 年，金吉達亦承認該公司曾經資助濫殺平民的哥倫比亞右翼游擊隊，然而美國至今不願引渡金吉達公司人員至他國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