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走道魅力不再?「立體城市」帶給我們的啟示

台北信義路及基隆交叉路口的一座人行天橋在今年7月引起關注,台北市政府宣布拆除這座擁有30年歷史的陸橋,主因是「使用率低、橋柱及樓梯占據人行道、阻擋行車視線」。坦白說,橫越天橋過馬路的確不是多舒適的走路體驗,沒有遮蔭的冗長路程在台灣炎熱的夏天令人望而生畏,高達兩層樓以上的階梯更令年長者與行動不便者陷入尷尬窘境。然而,也有網友在社群媒體上表示希望能保留這座天橋,相關意見包括「等紅綠燈太久,走天橋省時間」、「路口車流量大,走天橋比較安全」以及「天橋是從小到大的回憶」。

其實,天橋的規劃設計在一百年前曾蔚為流行,在許多西方建築師提出的「立體城市」概念圖當中,人行通道在空中交錯疊合,形成一種至今看來仍然十分前衛的未來城市意象,以下將探索這段與空中走道有關的歷史。

空間分層提升使用效率

談到立體分層的城市空間,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李奧納多.達文西設計的「錯層城市」絕對是建築史上的經典案例之一。15世紀,歷史上惡名昭彰的黑死病仍在歐洲盛行,身兼藝術家、工程師及發明家的達文西因而從都市設計的角度提出解決方案。雖然當時的醫學仍未發現細菌及病毒的存在,不過人們相信瘟疫是透過氣體傳播,「如何將城市中惡臭的汙染物加以隔絕」因此成為達文西設計新型城市的重點,儘管「把城市分為兩層。第一層中的運河除了可以運送貨物之外,也可以做為下水道使用,廢棄物處理的效率因此提升,如此一來,生活在第二層的大部分居民就能夠在寬敞的街道上恣意來去。」(註1)的設計對於長時間待在底層工作、生活的「下層階級、車夫、船伕」並不友善,如此構想仍以「空間分層」的概念有效隔絕汙染物,並讓城市中日益複雜的交通運輸網絡更有效率地運作。

四百年過去,達文西紙上的立體城市概念,在20世紀初的建築師筆下有了更具體的呈現。1922年,現代主義建築師柯比意在為巴黎設計的都市計畫方案〈300萬人口的當代城市規劃〉之中,曾對當地惡名昭彰的居住環境指證歷歷:「整個居住區都散發著惡臭,變成了疾病、憂鬱、道德淪喪的溫床」(註2)。柯比意試圖透過極具視覺張力的巨大摩天樓以及完善的人車分層系統,以隔絕噪音污染並引入綠地,一舉解決都市人口過剩、人車擁擠的老問題,而該計畫日後也轉變為建築史當中更鼎鼎大名的「光輝城市」(Ville Radieuse)為世人所知。

相較於柯比意冷靜、銳利的設計藍圖,同時代的建築師科貝特(Harvey W. Corbett)繪製的〈有生之年可能親眼看見的驚奇之城〉就顯得親切許多。很明顯地,「立體分層」與「人車分道」在當時成了效率的代名詞,我們可以從圖中看到從底層到高處分別是地鐵、快車道與慢車道;人行道位於地面層與商家店面相連;學校及住宅位於高樓層;摩天大樓頂部則設有飛船停機坪。從畫面上方的一行大字「解決交通雍塞問題」可推知當時科貝特在繪製這幅作品時,對於立體城市規劃充滿信心。

〈有生之年可能親眼看見的驚奇之城〉,科貝特繪製,1925。(Popular Science )

承繼了建築現代主義的理念,由建築師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與麥可.葛瑞夫(Michael Graves)於1965年提出的〈紐澤西走廊〉乾脆將整座城市興建在一條交通要道上面,這一座綿延76公里的「現代主義巨型結構」嘗試將居住、工作、休閒、交通緊密整合,其中一大設計賣點還包括「將人類聚居地盡可能集中,這樣才能保護美國未被開發的自然景觀」。

在空中逛「街」

因為種種原因,上述這些充滿想像力的「立體城市」提案在過去並沒有被實現,不過其功能主義導向的思考方式仍影響了全世界現代城市的空間規劃,台灣常見的人行陸橋、地下道、捷運地下街及摩天大樓之間的空橋亦是如此歷史背景之下的產物。其中,台北市信義商圈的空橋系統即是一個將地面、地下與地上的人行通道串聯整合的代表案例。該系統標榜能使行走體驗更舒適及改善人車交通,至今仍然完好地執行當初被賦予的任務。在〈信義商圈空橋系統網絡圖〉中,可以看見人們自捷運市府站出站後,沿著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寒舍艾麗酒店、ATT4FUN,可以一路直通台北101。這段路程中沿途有遮蔭、不需等待紅綠燈、夜間照明充足,可以說規劃者充分考量到「行人徒步逛街」這個日常生活行為,做了十分「有效率」的空間設計。

在信義計畫區,空橋通往了每一個明確的終點——熙來攘往的人們沿著指標,尋找代號 A8、A9、A13 的百貨商場。對台北人來說,週末去信義計畫區「逛街」可能只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不過這裡逛的「街」卻和迪化街、延吉街這種傳統的街道空間大不相同。傳統市街由於歷史悠久,空間紋理較為豐富,較能予人出奇不易的驚喜和多元的感官經驗,然而信義區的逛街體驗卻是被有意「設計」出來的,在這裡無論人行道、天橋、百貨公司、廣場、地下街與行道樹都被賦予了明確的功能。舉例來說,在空橋上行進的過程中,我們的眼神無可避免地被規劃者及商家引導至「正確的方向」——許多精心設計的形象海報及精品櫥窗不斷掠過眼前,光明正大地挑逗路過行人內心最深處的物慾,在這裡似乎有一種無形的規範制約著正在使用該空間的所有人,明示我們「可以做什麼」及「不能做什麼」。

通道不僅只是通道

在近現代的都市規劃當中,立體城市的概念以空橋、地下道作為實踐手段,以一種宣告著「一切盡在掌控中」的姿態出現在你我眼前,不過隨著時間過去,一些當初規畫者意想不到的事態仍然在其中悄悄孕育而生。在吳明益的小說作品《天橋上的魔術師》當中,天橋就不僅僅只是一個連通中華商場的人行過道,而是眾多臨時攤販兜售商品的所在,同時也是在中華商場長大的孩童們的回憶之地。同樣地,在台灣,許多行人地下道往往被不少民眾認定為治安死角避而遠之,「但對街頭生存者來說,鮮少人走動的地方反而相對安全」(註3),因此成為無家者的棲身之所。另一方面,台北常見的街頭藝人亦有效暖化了通道予人的冷冰冰感覺,在公館商圈的地下道,有時可以聽見音樂表演迴盪在地下空間當中,一掃通過幽暗地下道時伴隨而來的惴惴不安;信義區的空橋則成為路過民眾俯瞰街頭藝人表演的最佳場所之一,而隨著城市裡面的人們賦予這些通道更多「功能」及可能性,這些原先不太具有表情的基礎設施也逐漸融入民眾的生活及地方記憶當中。

因此,當信義路基隆路口天橋被宣告拆除,就引發了不少民眾表達對於這座天橋的看法,許多攝影愛好者更因為「從此失去一個拍攝101及台北都會街景的好地方」而感到惋惜。在一座現代的立體城市當中,我們總是被規定如何行走、如何停留,不過沒有人可以阻止人們在應該「快速通過」的天橋上駐足欣賞美麗街景,或是對著夜晚中往來的車陣發呆。這似乎反映了一個亙古不變的事實:我們總是試圖透過「設計」賦予世界規則和秩序,卻也在生活中有意無意地「打破」這些秩序。「立體城市」的構想固然迷人,但真實的日常生活卻比圖紙上所設定的框架更有張力,這些力量無時無刻都在改變、重塑我們眼前熟悉的城市。

註1:菲利浦.威爾金森,2019《幻影建築》p.30-35〈錯層城市〉,典藏藝術家庭。
註2:W.博奧席耶,O.斯通諾霍,2005《勒.柯布西耶全集:第一卷.1910~1929年》p.29-34〈300萬人口的當代城市規劃〉,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註3:人生百味,2017《街頭生存指南》p.50-51〈地下道〉,行人文化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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