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寫這篇文章之前，塔利班重新拿下阿富汗並持續掌權；8 月有好幾日的國際新聞，都充斥著阿富汗民眾攜家帶眷往鄰國逃竄的消息與驚人畫面。相較於伊朗、土耳其將邊界關閉的措施，巴基斯坦則是向持有簽證的阿富汗人敞開雙臂。
巴基斯坦這個東鄰印度、西與伊朗接壤，西北則與阿富汗相連的「南亞」國家，烏爾都語意思為「聖潔的土地」，是僅次印尼之外，世界人口最多的伊斯蘭教國家。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我們仍見到大批信徒湧入清真寺的新聞；儘管遭遇了第三波疫情，巴基斯坦這個並不富裕的國家，仍發揮人飢己飢的精神，向阿富汗難民伸出援手。
儘管與鄰近的印度一直以來都關係緊繃，但印度對於巴基斯坦的音樂、電影等文化卻有著顯著的影響；來自印度的傳統音樂卡瓦力（Qawwali）甚至在巴基斯坦國內受到廣大的歡迎，亦持續融合產生新的變體。而來自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拉合爾的演奏樂隊 Jaubi，則融合北印度音樂、調性爵士甚至嘻哈，向世界發聲。
來自拉合爾的 Jaubi 第一次成功向南亞、中東以外的世界發聲，是 2016 年的專輯《自我解構》（The Deconstructed Ego）。在這張結合印度斯坦傳統音樂與敘事民謠體的專輯當中，還收錄了他們向底特律饒舌歌手 J Dilla 致敬的歌曲〈Time: The Donut of Heart〉，靈感來自 J Dilla 的遺作〈Donut〉，他在 2006 年不幸因罹患血栓性血小板減少性紫斑而過世；收起原先歡快的節奏，取而代之的是哀傷的副歌，以及塔布拉鼓樂手 Kashif Ali Dhani 饒富節奏的打擊。
《自我解構》之後，Jaubi 嘗試了更多印度斯坦音樂的變體；2018 年發行的單曲〈拉合爾之心〉（Lahore State of Mind）找來南倫敦知名編曲家（beat maker）、嘻哈、放克製作人 Al Dobson Jr. 合作，將原曲塔布拉鼓的打擊轉化成西方嘻哈音樂渾厚的低音節拍。而今年春天，Jaubi 更進一步，開始與波蘭鋼琴手 Latarnik 合作，發表單曲〈Figaro〉，除了「嘻哈」，也開始向「爵士」探頭。
邁入 2021 年，全球疫情貌似趨緩；事實上在巴基斯坦國內，正面臨政府無法有效規範人民落實防疫措施，導致疫情惡化的局面。以軍隊實行防疫行動，槍殺百姓的新聞時有耳聞；侵犯公民權益的消息甚囂塵上，一度令巴基斯坦國內的情勢變得緊張。在全國關閉校園、餐廳及商店的這段期間，所有娛樂活動皆遭禁止的同時，人類生活幾乎處於一個與世隔絕的狀態之下。所幸 Jaubi 的第二張專輯《內心與平和》（Nafs at Peace）早於疫情爆發前錄音完成；否則我們恐怕至今無緣聽見這張揉合北印度音樂、爵士，甚至嘻哈的神祕風格之作。
專輯《內心與平和》原文裡的 Nafs 在阿拉伯文意為「一樣」或「相同」的意思；而在古蘭經裡，則是代表「自我」。Jaubi 透過這個命題來闡述誘惑、自責與平靜，三種靈魂不同的狀態；藉由古典與傳統的哲思和具開放且實驗性的音樂元素融合。專輯除了波蘭鋼琴手Latarnik之外，也特別邀請到倫敦爵士電音製作人 Tenderlonious 跨刀相助；專輯分別於拉合爾、挪威奧斯陸兩地錄音。
在 Latarnik、Tenderlonious 兩人的相助之下，專輯從開場曲〈Seek Refuge〉旋即向充滿靈性與幽僻古樸的氛圍音樂（ambient）靠攏；而〈Insia〉全然走出 Jaubi 過去令我們熟悉的「印度風格」，聽來幾乎是一支來自倫敦或歐陸的爵士樂隊。緊接著登場的〈Raga Gujri Todi〉，在長達 2 分鐘的冥想音樂之後，即興爵士、塔布拉鼓擊隨即如大軍邁進奮起，呈現出某種慶典的儀式感。
由 Latarnik 主責的〈Straight Path〉，令〈Raga Gujri Todi〉才剛升起的爵士咆哮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僻靜的北印音樂與塔布拉鼓此起彼落的節拍。〈Mosty〉的快意與奔放，〈Zari〉的古樸與抒情，足見 Latarnik 與 Tenderlonious 加入後的影響。在專輯的同名結尾曲〈Nafs at Peace〉，Tenderlonious 以拿手的 Coltrane 式薩克斯風加入爵士鼓手 Qammar Vicky Abbas 快意揮灑的激昂鼓點裡，呈現出一種 Big Band（註） 的磅然氣勢。
印度斯坦傳統的「拉格」音樂提供了《內心與平和》的基本調性；爵士即興演奏則是 Jaubi 音樂上一種宣洩的手段，也是他們向西方世界發聲的方式。
註：演奏爵士樂的樂團，流行於美國 1930 年代初到 1950 年代末的搖擺年代。Big Band 的編制通常有 10 到 25 位樂手，包括演奏薩克斯風、小喇叭、伸縮喇叭、鐵琴的樂手，還有歌手以及負責節奏樂器的樂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