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西格麗德．努涅斯（Sigrid Nunez）藏於《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與《摯友》小說裡的布置意圖像極草間彌生在卡斯帖蘭尼畫廊舉辦的個展：「草間彌生的窺探秀」（Kusama’s Peep Show），別名「永恆的愛」（Endless Love Show）。進入展間，觀看紅白藍黃綠燈泡在延伸至天花板的鏡面間交替明滅之際，對照她在自傳裡的自陳——「鏡中幾千幾萬道光速明滅的色彩，正是我們凡塵俗世的縮影。或許某次絢爛消散之後的黑暗，會把我們的靈魂帶進陰鬱的死寂，在那瞬間的毫釐與倏忽中，我們會斬斷人生這不堪的大戲，對生命與享樂的萬花筒搖頭。」觀眾才能稍離光點純粹的刺激，懵懂有所悟。
草間彌生稱，那次展覽的初衷是欲重現徘徊生死邊際的感受。
死亡如鏡面，觀者無以迴避。「永恆的愛」既屬邀請也是逼著走進空間的人返身凝視自身。努涅斯的兩本小說亦似行雲流水操控起文學、電影、人類處境等主題彩燈，交互打光，疊影中轉進怎麼活、該不該活、怎麼面對哀悼、如何克服徒勞的閃瞬時刻。
看過展覽「永恆的愛」不代表走出展間就能看透人生大戲，小說中即便智慧閃光處處卻意不在給出真確的指引答案。努涅斯藉小說角色夾進的個人私語倒是像這樣：「我們把字寫下來，因為必須如此，一字又一字，但那不是生，亦非死，一字又一字，不，完全不對。無論我們多努力把最重要的事化為文字，卻總是像穿木屐踮腳尖跳舞。」表達至此，代表老早澈悟，要不然她不會在《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扉頁引述丹麥詩人、小說家英格．克里斯坦森的話語：「作家所寫的一切都可能和原本不同——但前提是要先寫出來。一如人生可能會和原本不同，但前提是要先活過。」但她不忘巧悄於《摯友》露出另一面，拿出美國作家尼可森．貝克，小小做了矛盾修辭：「每本小說努力想回答的問題是：人生值得活嗎？」
說出口又有誰願意聽
《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的主角陪伴癌症末期決定安樂死的好友走最後一程，而《摯友》的主角收養教授自殺身亡後留下的大丹狗並決定伴牠餘生。二書敘事者均是大患來臨前，看似生命平順生活無憂（但顯然已不年輕的）女性，細數往昔穿插博學雜談盡顯機鋒聰悟，實則面對（任何生命的）消亡一樣脆弱。
脆弱心緒帶動讀者自動代入成為書中角色，讀者得以順理成章搜尋起生命記憶中是否也曾面對給予自己重擊而後竟成為知己摯友的人物？或者不得不協助過世之人留下的遺產，無形的回憶和有形的生命？又甚至猛然體會衰老體弱為女人帶來的種種悲傷更甚死亡本身，而優雅善終幾乎不可能？從「onsra」這個字體會自己已經歷經過太澎湃、太強烈而深邃的愛，所以再也無法去愛；下意識遷罪於人生事件太過、太多，難以形容。之所以 untold，不就因為誰願意記得這麼多不堪？說出口又有誰願意聽——好像只有作家有資格訴說過去的事。但是《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的敘事者「我」也說了，我們或可理解有很多人說許多種不同的語言，卻受了誤導，以為只要是與自己同族的人，都會和自己講同樣的語言。所以《摯友》將矛頭指向寫作者，倘若閱讀真的能增進同理心——人們不是常這樣說；那麼顯然寫作會帶走一些。一針見血，實屬有理。（這時就該搬出另一種說法——挫折和羞辱，另一位美國小說家菲利浦．羅斯如此形容寫作。他拿寫作和棒球相較：你有三分之二的時候是失敗的。）
作家如努涅斯這般，絕對有資格召喚過去，執筆凝塑記憶粉塵，以智慧挑戰濃烈太過、難以形容的情緒事件。然而，回首當下活生生迸發的情感波動，要如何覓得聽懂相同語言的共鳴者？這份努力是否真能大功告成？《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結尾深刻自剖是——我試過了。
「我」反覆辯證
回到《摯友》，「我」被迫接受他的死，又接下他的遺孀老婆三號請託，照顧「他」的狗。將大丹狗阿波羅帶回住處後，「我」與牠日日相伴，觀察到牠「不再哭嚎的原因之一是，牠放棄了再看到你的希望」而產生強烈不捨。「我」很快理解到狗是世界上最盡職的哀悼者、狗為人帶來人性。「我」開始讀書給阿波羅聽，經常與牠說話而避免談到死者，因為「我」最瘋狂的想法竟是如果對阿波羅好，說不定某日醒來，狗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死去的摯友（當然，「我」更傾向認為摯友不是死，而是失蹤）。跟諮商師對談片段，記憶閃進摯友提議上床前後的羞愧，一下相偎在異都柏林的美好，下一段又是幼年記憶感受到的死寂。「我」翻找出入經典逸聞，《胡迪尼傳》、《忠犬追殺令》、《美女與野獸》；找得愈多，愈表示「我」在記憶泥濘裡跋涉極深。
縱使「我」清楚：「你不能寄望透過寫作來撫慰哀傷，娜塔莉亞．金茲伯格這麼警告過。轉而談伊莎．丹尼森吧，她認為把故事寫下來或說下，能讓各樣的哀傷都變得能夠承受。」寫下或記住，本就互相悖反，不想輸給時間與遺忘而努力寫作，究竟是摧毀埋葬那個對象，還是保留？這件事或許跟愛一樣，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所以「我」一路尋找解釋，抓在手中的答案興許像是——因為你虛弱，你痛苦。因為你累到不想再繼續奮鬥了。
看著彼此關係難以商榷的兩人，不免使讀者深思：何以「我」定義他為「摯友」？或許內在殘留的除了被拒絕後只好否認的愛，以及旁人所無法理解的枝微末節足以使「我」堅持這是相纏一生的友情。面對死亡，尤其加深「我」對（一死了之的）「摯友」深情心傷，阿波羅也對（拋下他的）「主人」哀戚想念。而不久的未來，阿波羅難以撐過最後一個夏天，牠的死會成為揪痛「我」的理由。
舊傷未癒，新傷又至。讀者面對「愛值得更好的回報」不免潸然，縱然——在《摯友》中，「我」試過了；在《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我」也試過了。
足以呼應愛的回報是什麼？身為作家的責任又何在？
《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中，提及1905年福克納在斯德哥爾摩發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的那天，呼籲作家回歸「放諸四海皆準的古老真理」——愛和榮譽和憐憫和自尊和同情和犧牲。「我」從鄰居老太太的無理取鬧領悟「她經歷了傷心事，必須有人關注她」；「我」能理解癌末好友看不下書、聽不了古典音樂的處境；「我」被健身教練擁抱安慰後深知自己不能重述這段遭遇；「我」因為伴隨好友走向死之旅，無疑更瞭解「每個禱告的人似乎都渴求著愛——從未尋得的愛；生怕就要失去的愛。」
一開始就不打算積極治療的好友對於「對抗疾病」這類英雄說法嗤之以鼻，她需要的就是西蒙．韋伊給的良方，愛鄰居的真義是能夠問對方這個問題：你受了什麼苦？而非叛逆女兒那句「那是妳自己的選擇」。莫怪乎書中引述「世上有兩種人：一種是看見別人受苦，會想到這也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另一種人則是想，這絕對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第一種人幫我們熬過苦難；第二種人令我們飽受煎熬。」現實是「我們每個人繼續說著各自的語言，那意義只有我們自己清楚，但別人不明白」，而且歐康納說，「如果寫作不痛苦，就不值得寫了。」所以，作家責任或許在於忍受痛苦並斜曲前行，破解它。
努涅斯的書寫策略是對的，書中沒有人物姓名，僅充斥的你、我、她、他，本有所指卻也一切均可指。二書中，努涅斯讓筆下人物均面對至親至愛之死，也讓他們足以擔負美國當代精神醫學大師級人物歐文．亞隆在《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中提起的那種角色——「我們對別人起的作用，會由這些人進一步擴散至其他人，彷彿池塘的漣漪一波波蕩漾開來，終至看不見，但依然持續在人心深處起波瀾。」
敘事者「我」之所以反覆辯證，大概都是努涅斯破除「女人的故事往往是悲傷的故事」這類魔咒的刻意為之。當死亡讓人們各自孤立時，她們在瀕臨崩潰中儘可能勇敢凝視生命（至少卡繆同意，人生的真正意義是你為了不自殺而做的一切），透過自嘲、書寫，幽默雖不能「真正」泯除死亡焦慮、消解哀悼之情。可是，努涅斯會聳聳肩，「反正人家不是說，每個好故事都是懸疑故事？而且每個故事都是愛的故事。」
依然活在心中的是什麼？唯獨穿木屐踮腳尖跳出愛、同情、勇氣的作家們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答。
小說家 西格麗德．努涅斯
（Sigrid Nunez）
現居紐約。擔任《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書評》、《巴黎評論》、《紐約客》等雜誌的撰稿人，並在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波士頓大學等校任教。第七本小說《摯友》獲得2018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入圍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美國辛普森／喬伊斯．卡羅爾．奧茲文學獎決選，以及法國費米娜獎、法國最佳外國圖書獎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