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的一生，講述了維吾爾人如何遭黨國政府蓄意非人化的故事
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生活的第一年，我認識了阿依努爾（Aynür，化名）。那是 2007 年，當時她說，維吾爾人在中國的生活很艱難，但正逐漸改善。維吾爾族主要是説突厥語族語言的穆斯林，阿依努爾會說漢語和維吾爾語，並為自己身處「兩種文化之間」感到驕傲。她自居為占中國人口九成的漢族與新疆維族之間的一座橋樑。
阿依努爾邀我去她家作客，我們看了電視轉播的中國國慶慶典：一連串坦克車、彈頭和車隊的遊行。阿依努爾無法理解我為何興趣缺缺，這一場面令她自豪於中國的快速發展，也讓她對解決新疆的問題充滿希望。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新政策影響了她的工作、她的家和家庭生活，而她的看法也隨之改變。其實早在我們見面之初，便已能看出端倪：她說著擔憂未來幾代人的維吾爾語能力，以及他們信仰其宗教的權利。阿依努爾說想看看我「祖國」的照片，並被愛丁堡城堡上飄揚著蘇格蘭國旗的景象所震驚。她為在大民族中的「少數人」可以表達自己的身分而訝異。「如果我們獲准這樣做，我們大部分的問題都會消失。」
阿依努爾的一生，講述著一個曾經歌誦其多元文化和反殖民主義的國家，如何開始擁戴族裔民族主義的故事。中國的黨國政府公開批評歐洲的殖民主義和種族滅絕歷史，那他們又為什麼要模仿歐洲最黑暗的時刻，對新疆維吾爾族施以暴力同化政策？
中國歷代王朝將「西域」人民稱為「蠻夷」，並在清光緒十年（西元 1884 年）正式將該地區命名為新疆（即「新的邊疆」）。毛澤東宣稱共產主義會根除「大漢族主義」，但又指出中國必須「現代化」少數族群，才能贏得他和西方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棋局」。此黨國政府的「融合」政策（包括再教育營）在在強化了一種「把新疆人視作中國偉大之路的障礙」的長期趨勢。如今，在新疆黨幹部和大學生必修科目「民族團結教育」的教科書上，都能見到這種敘述：古老的漢族「定居文化」如何引導「落後的」少數民族發展茁壯。維族朋友會向我解釋，漢人是如何將他們全看作「騎駱駝上班的落後蠻族」。
在「融合」之前，反分裂相關法律早已鎖定了那些挑戰官方身分敘事的思想。當局援引這些法律，在 2005 年監禁了作家努爾莫哈提‧亞辛（Nurmemet Yasin），只因他寫了一篇帶有政治寓意、名為《野鴿子》的兒童故事；在 2014 年監禁了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只因他提出種族歧視阻礙經濟發展。這個黨國政府對高速經濟發展的渴望，使新疆的自然資源成了一塊肥肉，然而在新疆為「邊疆」、維族人為「落後」的歷史框架下，也就解釋了為何任何一絲不滿情緒都能遭當局定義為國安威脅。
習近平將主流漢文化譽為亙古的「國族靈魂」，逐步將中國的民族政策，從正式涵蓋 56 個族群轉變為文化民族主義。位高權重的政治經濟學者胡鞍鋼稱，融合是讓中國再次成為強大、繁榮之國的一種手段；而北京大學教授、人類學者馬戎則認為「有教無類、用夏變夷」乃帝國傳統的復興。這類言論在 2009 年的大規模暴力（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後出現，事件起因於廣東一家工廠的漢人與維人同事起衝突，造成數名維人死亡，該工廠遭控雇用非自願勞工。
維族、漢族和國安部門，皆是這場動盪全城的種族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與肇事者。而黨國政府卻將之化約成中國「偉大復興」中，與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之轉捩點。
就如多數維族友人一樣，阿依努爾討厭談論政治，但政治總是跑進言談之中。阿依努爾被歧視、被針對的日常經歷，漸漸粉碎了她對「複雜的」種族關係會得到改善的信心。她把獨子送去讀「雙語教育」學校，好增加他未來就職的優勢，並讓他接受融合，但當他在實際上只有「單語」的教育體系中逐漸流失母語能力時，她的美夢破滅了。
阿依努爾告訴我，2009 年她為了躲避暴力活動，一直和家人待在一起，但卻落得失業的窘境，因為公安拒絕簽署確認她行蹤的必要文件。她看著公安不疑有他地在漢族同事的文件上簽字，形容自己的狀況是「有罪推定」。在返家的客運上，她看著漢族乘客自由地上車，而未受訓的漢族「志願者」咄咄逼人地搜查維族人。「就好像我是恐怖分子一樣，」她形容，「好像我們全都是恐怖分子。但就我們維族人而言，那是不可能的。」
「漢文化，是用對立來理解世界——軟硬、高低、陰陽。沒有中間，沒有中立，」她解釋。
數年來，我的維族朋友們一直將新疆形容為一座「露天監獄」。新政策令他們驚恐，而非驚喜，這些政策與他們畢生因種族遭針對的經驗相符，並讓他們在「金盾工程」下成為高科技監控的常規對象。在新疆，官方對少數民族的「非人化」行之有年，而去殖民化、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支持者，也必須去接觸西方民主國家以外的生命。在新疆，擁有出國／海外的朋友（我就屬於其一）就是「極端主義」的一個象徵，亦是當局判斷該拘留誰的標準。也許我永遠都不會知道阿依努爾後來怎麼了，但她教會了我，如何在人性泯滅的時代保持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