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印度科技人才進入日本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成為日本與歐美競爭全球人才的關鍵考驗
東京——從很多方面看來，尤根德拉・普拉尼克（Yogendra Puranik）都是一個成功的移民故事。
45歲的普拉尼克加入了2000年代初前往日本的第一批印度科技勞工。他成為日本公民，並於2019年在東京當選公職，這是在日本的印度人首次當選公職。今年，他被聘為一所公立學校的校長。
不過現在，隨著日本公司爭先恐後地吸引更多像普拉尼克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印度人來填補 IT 工程師的巨大短缺，他對日本及其吸引的那些人將面臨的挑戰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招聘人員聲稱，這是對日本的重要考驗，該國正與歐美爭奪日益搶手的全球人才，但因低薪和難以克服的語言和文化隔閡以致吸引力較低。僵化的公司結構讓新人感到挫折，而長期以來對外國人的存在抱持矛盾態度的日本，並沒有發展出將外國人融入日本生活的社會體系。
「這些外國人來了，但日本人和外國人之間缺乏交流。」普拉尼克在他位於東京東邊印度社區的家中說。「沒有所謂的包容性。」
隨著日本急速高齡化，該國迫切需要更多勞工來為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提供動力，並填補從農業、工廠工作到高齡照護等各方面的缺口。為了適應這個現實，日本放寬了對移民的嚴格限制，希望吸引數十萬外國勞工，2018年通過擴大工作簽證規則就是一次別具里程碑意義的嘗試。
科技行業對國際人才的需求可能是最大的，日本政府估計，隨著該國努力推行早該進行的國家數位化，未來幾年的科技勞動力缺口將達到近80萬。
透過將工作、教育和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推向線上平台，COVID-19 放大了這個一度被視為高科技領導者的國家的科技缺陷。日本企業，尤其是規模較小的公司，一直在努力擺脫實體文書工作並採用數位工具。政府報告和獨立調查顯示，相較於美國企業，日本企業對雲端科技的應用落後近十年。
印度每年培養出數量龐大的150萬工程師畢業生，他們可以幫助日本在數位科技領域迎頭趕上。當印度勞工真的前往日本工作時，許多人都對日本城市的公共衛生和治安表示欽佩，並表示他們的薪資讓他們過著即便不奢侈，也算舒適的生活。學過日文和研究過日本文化的人，通常對日本讚不絕口。
「就像任何來日本的人一樣，你會墜入愛河。」50歲的沙伊萊什・戴特（Shailesh Date）說，他於1996年首度前往日本，現在是美國金融服務公司「富蘭克林鄧普頓」日本分公司駐東京的技術主管。「這是最適合居住的國家。」
「他們經常抗拒改變」
然而，剛從印度來的移民大多隔著鴻溝欣賞日本。日本3萬6,000名印度人中，有許多人集中在東京東邊的江戶川區，他們在那裡擁有自己的素食餐廳、禮拜場所和專用雜貨店。該地區有兩所主要的印度學校，孩子們在那裡學習英語並遵循印度課程標準。
印度教育家尼瑪・珍（Nirmal Jain）說，她於2004年在日本創立了印度國際學校，為那些無法在日本形式單一的公共教育體系中茁壯成長的孩子們服務。該校目前在兩個校區共擁有1,400名學生，並正在東京建設一個更大的校區。
珍說，在像日本這樣偏好與外人保持距離的地方，將學校分開很合適。「我的意思是，他們是好人，一切都很完美，但就人際關係而言，他們比較謹慎。」她說。
普拉尼克說，印度同胞經常為了解決緊急情況或衝突而打電話給他求助：患有癡呆症的流浪父親最終被警方拘留、女兒莫名在機場被邊境檢查人員攔下。他甚至曾接過一個工人的電話，要控告他的日本老闆踢他。
普拉尼克自己的兒子就在日本學校被老師欺負，他說他多次與老師談話，但無濟於事。「她總是試圖抓他的小辮子。」他說，並補充道：「如果有孩子做了任何與眾不同的事，有些老師會感到被挑戰。」
類似的狀況有時也會在工作場合出現。許多在日本的印度科技業者表示，他們遇到的公司有著難以撼動的階級制度，且經常抗拒改變，這在一個以創新和冒險為生的行業中非常矛盾。「他們想要事物有一定的秩序；他們想要案例研究和過去的經驗。」普拉尼克談到一些日本經理時說。「IT 產業不是那樣運作的，沒有所謂過去的經驗，我們每天都必須重塑自己。」
柏林自由大學的移民研究員梅加・瓦德瓦（Megha Wadhwa）也是日本和南亞研究專家，他在2021年出版了《東京的印度移民》（Indian Migrants in Tokyo，暫譯）一書。瓦德瓦表示，大多數印度 IT 勞工抵達日本時，對日本語言或文化所知甚少。
當他們的同儕正在印度國內或歐美取得長遠進步時，這點可能會阻礙他們的職業生涯。這些印度勞工很快就會開始探索其他選擇，最後常常決定搬到別處。據估計，在美國，科技業的平均薪資是日本的兩倍多。「摘下樂觀的濾鏡後，他們就會瞭解真實情況，他們會覺得在日本停滯不前。」在日本生活和工作了大約15年的瓦德瓦說。
語言與文化交流
儘管如此，日本企業近年來還是採取了堅定的手段來挖掘印度的工程系畢業生，不管是直接把他們帶到日本或在印度僱用他們。
樂天和 Mercari 等日本企業都是電子商務公司，他們已在印度開展業務。日本政府向印度提供了援助，以支持擴大科技教育。
印度海得拉巴（Hyderabad）理工學院教授片岡廣太郎正是印度學生和科技企業之間的媒人。他說，日本的招聘人員在印度起步緩慢，因為他們一開始關注的是越南、中國等被認為在文化上與日本更相近的東亞國家。
但他說，印度新員工提供了日本公司要快速發展創新科技所需的跳脫框架的獨立思維。「印度人才工作風格任意行事，但他們隨性又不受拘束的作法有時很有幫助。」片岡說。
許多日本人認為，對於一個移民人口數處於歷史低點的國家來說，要達到與北美或西歐國家相近的靈活性和多樣性是一項艱鉅的任務。美國知名科技企業已在印度大舉招聘，提供對移民友好的工作環境、遽增的薪資福利和無限的職業發展機會。Google、Twitter、微軟和 Adobe 都有過印度籍的執行長。
儘管如此，江戶川區仍在努力彌合差距。普拉尼克在他家裡開了一個印度文化中心，日本學生會在那裡上瑜伽課，印度和日本學生也會聚集在一起，聽一位日本老師教印度塔布拉打擊樂。普拉尼克經常為日本大學生舉辦關於印度文化或移民問題的講座。
日本官員還為更多社區參加的印度文化節提供場地和協助。普拉尼克表示，這種具象徵意義的幫助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更廣泛的日語培訓和文化指導。
「必須有更多的互動。」他說。「日本的夏日祭典和印度的排燈節，沒錯，你確實可以在一年內兩種節都過，這是一種獎勵。但你不能說獎金就是你的薪水。」
與此同時，江戶川的許多印度人表示，新移民可以做更多來融入日本人的生活。
富蘭克林鄧普頓的技術負責人戴特（Date）表示，他和幾個朋友想要反駁「印度人很吵」的形象——在擁擠的東京、牆壁薄薄的公寓裡，喧鬧很不受歡迎——以及人們普遍認為他們不願順從日本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們的跑步團體「東京的德西跑步者」，決定讓成員每跑一公里捐贈10日圓。他說，去年，他們向江戶川的一家慈善機構捐贈了40萬日元（約9萬2,500元新台幣）。
「我們都同意：我們住在這裡，我們在賺錢。」戴特說。「也許該是時候回饋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