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和移民所經歷的悲傷較為特別，被稱為文化喪慟，而想要處理文化喪慟，除了心理治療之外，還有其他的應對方法
說到在烏克蘭中部的童年家園，娜塔莉亞・普列什科娃（Nataliya Pleshkova）最懷念的是它的氣味。
2011年，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42歲的普列什科娃帶著女兒搬到了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埃斯特斯公園（Estes Park）。去年9月，她的母親也跟著搬來，逃離那飽受戰爭蹂躪的家鄉。「媽媽帶了一些我留在烏克蘭的衣服，我一看到那堆衣服就把整張臉埋了進去，因為聞起來有家的味道，」她說。 「童年的記憶在我腦海中閃過，我想起自己在掛著這些衣服的衣櫃裡玩捉迷藏。」
她的母親塔瑪拉・普列什科娃（Tamara Plieshkova）深知自己一定會很想念丈夫在家鄉墓園的墳墓，還有她不得不託付給鄰居的寵物：一隻狗和一隻貓。「她說她覺得自己就像一棵老樹，被移植到新的土壤裡，」普列什科娃為不會說英語的母親翻譯，塔瑪拉現年69歲，剛結束從烏克蘭到美國的96小時旅程，途經波蘭和法國。
多數移民都能深刻體會這種被連根拔起的感受，他們在現地與故鄉之間、在試圖融入當地與保有部分自我及原屬文化之間來回拉扯。對於家鄉，他們思念的往往是那些無形的東西，比如氣味、聲音、無法被翻譯而只能心領神會的母語隱喻與笑話，以及大家所珍重的儀式。
這樣的感覺其實有個鮮為人知的名稱：文化喪慟（cultural bereavement）。1991年，澳洲墨爾本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學家兼教授莫里斯・艾森布魯赫博士（Dr. Maurice Eisenbruch）在採訪柬埔寨難民時，提出並命名了這個比文化衝擊更為複雜的概念。艾森布魯赫當時在一篇論文中解釋道，這些難民的經歷不是用焦慮、憂鬱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就可以概括形容的，因此他覺得該要有一個更精確的詞彙來捕捉難民的情緒和心理狀態。2005年，倫敦國王學院專攻心理健康與文化多樣性的教授迪內許・布格拉（Dinesh Bhugra）帶領的研究進一步擴展這個概念，除了難民，所有移民以及移民的子女也適用。
「移民的悲歌在於，人們總是只看到他們的移民身分，」布格拉教授說。 「對人們來說，我不只是一名移民的醫生，我是那個『從醫的移民』。」他補充道，這類的「自我重組」會導致「多層壓力」以及重度焦慮或憂鬱。
如今，這個用詞正逐漸獲得認同。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始深究這一現象，將艾森布魯赫的原始理論架構應用於其他難民和移民群體。一項關於在韓衣索比亞難民的小型研究證實，文化喪慟的特點是複雜難解的精神痛苦。一些常與難民和新移民來往的非營利組織，陸續就此現象開展了對話。
但在西方的心理健康領域，這個概念依然很少被教授，也少有臨床醫生或諮商師理解。「我在讀研究所時上了一門悲傷輔導課，課堂所學並沒有涵蓋任何有關文化喪慟的內容，」薩哈・吉科・科莉（Sahaj Kaur Kohli）說，她拿到臨床心理諮商碩士後，開設了一個叫 Brown Girl Therapy 的社群專頁，討論有色人種經歷的各類心理健康問題。
今年夏天，她在接受訪問時提及了她正在經歷的文化喪慟，並分享到社群媒體上，那很快地就竄升為她的發燒貼文之一，有數十個人留言表達同情。「過去我認為，總有一部分的我會感到孤獨和被孤立，我總因為自己不夠瞭解我的家庭或家族歷史而感到羞愧，」科莉說。 「但當我在專頁上公開談論此事時，我才意識到，天哪，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在探索這件事。」
為何文化喪慟會被忽視
專家表示，讓事情變得複雜的是，文化喪慟通常會以無明顯原因、無法被歸類的憂鬱或焦慮出現。艾森布魯赫描述道，當移民愈融入新環境，那種「失去熟悉的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和自我認同」的悲痛就會愈強烈。
「當難民或移民來到美國時，我們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我們的國家、食物、語言，所有這些明確的一切，但我們也想馬上融入當地，」紐約新學院大學（New School University）輔導中心的心理治療師、《種族憂鬱與種族解離》（Racial Melancholia, Racial Dissociation，暫譯）一書的共同作者韓信熙（Shinhee Han，音譯）說道。「我們認為『我必須改掉口音』或『我不能滿身故鄉食物的味道』，卻沒有停下來思考過擺脫這些身分特徵會帶來什麼後果。」
全球疫情讓家庭無法團聚，或多或少也加劇了這些情緒。 「這些失落感可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滋生，也可能是在疫情時期爆發於世代之間，因為一夕之間，我們突然無法去探望自己的家人。我有些患者至今仍無法回香港或其他國家探望家人，」韓說。「所以他們會有種憂鬱感，像一條哀痛的暗流。」
艾森布魯赫在他1991年的研究論文中指出，舉凡與文化喪慟相關的悲傷，有很大一部分是源於無法以家鄉的文化習俗去完成重要的儀式與習俗，比如出生儀式或葬禮。
現年56歲的包爾薇・巴特（Paurvi Bhatt）是美國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一名醫務人員，她的父母在1960年代從印度移民到美國，她說父母過世後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爲他們舉辦印度式葬禮。「我們得將火化後的骨灰撒入水中，這在美國很難做到，」她說，因為民眾必須獲得許可才能把東西倒進自然水域，這讓她履行印度教傳統的嘗試困難重重。
53歲的作家李玟真（Min Jin Lee）經常在她的作品中（包括她的小說《柏青哥》）談到與移民相關的失落與悲傷，她親眼目睹了自己父母在1976年從韓國首爾來到紐約後所經歷的文化喪慟。她的父親原本在首爾擔任行銷主管，移民後，他在如今成為韓國城的那區買了一個報紙攤經營。
「我記得小時候，看著人們丟給他1角硬幣或拿3塊錢買日報，」她說。「在韓國，當你要把東西遞給另一個人時，你會用雙手，那是一種尊重的表現。他在美國受到許多這類無禮的對待。」
當她在為新書接受採訪時，李發現其他人也有同感。「他們懷念的不只是自己的國家，也不僅是食物的味道。所有的一切本質上都與身分的喪失相關。」
普列什科娃原本是為了更好的工作機會而移民，但就算她曾在烏克蘭擔任英語文學教授，在美國也只找得到營地輔導員和日間看護的工作。 「當我發現自己入不敷出時，我非常難過，」她說。 「而且我真的以為我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突然間就變成食物鏈的底層了。」
她最終決定放棄對教學的熱忱，現在在鎮上的一家牛排館擔任活動策劃。
「我的腳很痛」
科莉說，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會傾向以不同方式表達悲傷，這讓人們尋求幫助的方式變得更加複雜。許多人常常因為心理健康的文化污名，根本不敢發出求救訊號。
「我爸壓力很大的時候，他永遠不會直說，他會說『我腳好痛。』或者我媽會說『我頭好痛。』她不會說『我壓力很大。』」科莉說。「患者在診間也會這樣說，而沒有任何一本西方訓練系統的指導手冊會告訴你『這類悲痛的診斷標準、用藥指示及治療方針如下⋯⋯』」
科莉建議，去找那些可能更瞭解不同文化的悲傷、焦慮或憂鬱表達方式的諮商師。在疫情期間，愈來愈多的社群專頁粉絲來私訊科莉，詢問有哪些瞭解她們所屬文化背景的諮商師，她為此建立了一張線上表格，並在 Instagram 帳戶上分享連結。
而想要處理文化喪慟，除了心理治療之外，還有其他的應對方法。雖然每個人的情況不盡相同，但通常不外乎是以下兩件事：第一是重新發現或學習自身的歷史、文化和自我，如心理治療師韓信熙所說；第二則是找到與建立你的社群。
例如，她經常建議她的亞裔美籍患者閱讀亞裔美籍作家的書籍或觀看代表他們文化的電影，這樣他們就能看到有人反映出自己的親身經歷，並不再感到那麼孤獨。這也能喚醒那些移民為了融入新環境而擱置腦後的記憶，比如食物、語言與氣味。
在科莉的最後一位祖父母於2019年去世後，她意識到自己已然失去所有與祖先的實體連結。因此，她重新開始學習母語旁遮普語（Punjabi），也想向她母親學一些家傳食譜。
韓信熙說，尋求社群歸屬能減少孤立感，幫助人們重新建立他們在家鄉曾有的社會網絡。移民可以在工作場域或在鄰里社區中，與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人交朋友；或是參與、甚至舉辦特定文化相關的節日活動，例如農曆新年。
當布格拉教授在1980年代從旁遮普（Punjab）搬到愛爾蘭的科克（Cork）時，沒有人會說旁遮普語。有一天，「有人告訴我都柏林有一個會說旁遮普語的人，」布格拉說。他查了這個陌生人的電話號碼，然後「打電話給他，就只是為了說旁遮普語。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傻，但你真的很想念家鄉的一切，想念那裡的語言，想念那裡的藝術等等。」
醫務人員巴特說她的父母非常有意識地去建立自己的社群。 「我媽和我會辦一個排燈節開放日，」她說，排燈節是一年一度的印度教新年燈節。 「我們會敞開大門，邀請我們的鄰居，任何人都可以來，這成為我們凝聚感情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