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個不畏中國的好萊塢

有在關心政治題材電影的影迷或許都知道，《紅色角落》、《火線大逃亡》以及《達賴的一生》這三部1997年的好萊塢電影當年在中國都遭禁播。《達賴的一生》由名導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但卻依然在中共的施壓之下被冷處理低調上映，此後，史柯西斯的院線片直到2012年才能在中國上映，該片製作商迪士尼更從此不碰政治題材。「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一直都是句語焉不詳、實則欺善怕惡的遁詞，而這三部作品的異同正好也讓這句話不攻自破。

《紅色角落》以中國的人權問題為核心題旨，描述由李察・吉爾飾演的主角傑克到中國販售電視節目，工作後和高官的女兒洪玲一夜春宵，醒來後卻發現對方莫名慘遭殺害，而在官方辦案的過程中，帶出一連串人治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

用西方的戲劇性去呈現這類政治題材，當然會踩到極權國家的痛腳，李察・吉爾幾年前也曾直言現在根本不可能拍攝這種政治片。不過，《紅色角落》雖然涉及政治，但劇本在鋪陳上毫不馬虎。無論是一開始電檢的中國官員對於主角所推銷的腥羶色節目想看又不能直說、接下來洪玲意外慘遭殺害，乃至最後元凶因事跡敗露被高官公然槍決，帶給觀眾大快人心但卻不符合程序正義的結局，該劇呈現出人治社會是如何建立在人性之上並且進一步操弄之，點出了極權國家一貫的手法與問題。

而《火線大逃亡》和《達賴的一生》單就主題而言，可說是剛好提到政治就被封殺的無辜案例。《火線大逃亡》改編自同名自傳作品，講述由布萊德・彼特飾演的奧地利籍登山客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於二戰攀登喜馬拉雅山時，被印度的英國殖民軍逮捕囚禁五年後，逃亡至西藏並結識達賴喇嘛的故事。可想而知，哈勒從此便致力於為西藏局勢發聲，引起國際間的關注，但指責他的言論過度政治化其實是倒因為果。哈勒當初之所以會逃到西藏，就是因為現在被華人稱為西藏的圖博在二戰時是中立國，畢竟有納粹身分且剛從英軍俘虜營逃出來的他，怎麼可能逃到當時和英國同一陣線的中國？只是他在圖博的七年，正好目睹了圖博變成「西藏」的經過，甚至可以說，要不是圖博喪失主權，他很有可能在西藏待得更久；而哈勒的這些經歷，都和翻拍成電影後的商業操作無關。

而對史柯西斯而言，《達賴的一生》其實是他一貫的終極關懷：他早年在閱讀過《基督的最後誘惑》後，便決定要成為一位導演將之翻拍成電影。所以若真要「藝術歸藝術」，應該要說是達賴的一生剛好符合了史柯西斯對「如何在宗教經驗的苦難中找到救贖」這個命題一直以來的興趣，只是這兩部片帶出來的西藏問題，正好驗證了藝術和政治之關係其實密不可分。筆者認為史柯西斯對宗教題材的投入和付出，正是他的藝術成就裡最傑出也最值得尊敬之處，因為作品中的政治因素而模糊電影的宗教命題，實在有失公允。

一定會有人問：先不論是否欺善怕惡，既然拍電影那麼燒錢，當初好萊塢為何會有那麼多片商錯估情勢？最有可能的正確解答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美國對其他國家輸出民主以促成經濟活動的嘗試都極為成功——台灣的情況自然毋需多言，科索沃當地甚至立有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雕像——因而忽略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相比，在人口以至於國力都是完全不同量級的對手。

而迪士尼當初預定在上海籌蓋遊樂園，即是選擇用闔家歡樂的形象避免政治上的爭議，畢竟《達賴的一生》事件之嚴重，可是搞到當時的策略計畫主管彼得・墨菲（Peter Murphy）帶著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前往華盛頓和中國官員交涉才搞定。 在這之後，美國的政治電影題材仍然多元，但恐怕再也不會談論中國政治議題了；要不然就是像是近剛下映的《阿姆斯特丹》，既要幽默顯得舉重若輕，還要借古諷今地講述一個二戰前，嬉皮和共和黨退伍軍人協力揭發國內竟然有納粹的故事。但拐了那麼多彎，除非片中的反派拿著氣球出場，否則大多數觀眾應該都沒辦法聯想到這和當今美中關係的異曲同工之不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