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殘疾女性的日常攻擊:「每個月至少遭受一次不當的性接觸」

她們遭受性侵犯的機率幾乎是非殘疾女性的兩倍,為何這麼少人在解決這個無所不在又令人痛心的問題?

去年 11 月,世界正在解封,艾美‧卡瓦納(Amy Kavanagh)和其他人一樣開心,但有一件她並不期待再次經歷的事。「雖然我很高興能再次出去社交,但這是有代價的。」她說。卡瓦納是盲人,性騷擾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層出不窮,令人不堪其擾。「我在公共場合、街上、商店、大眾交通工具、計程車上,甚至專業場域中受到騷擾。疫情前,我每個月至少會遇到一次不當的性接觸。」她說。

去年 3 月,英國女性受害的凶殺案引起軒然大波,被害人莎拉‧艾佛拉德(Sarah Everard)和莎賓娜‧奈莎(Sabina Nessa)去世後,人們重新關注女性安全,但卻極少關注殘疾婦女面臨的騷擾和暴力。然而,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從 2018 年 3 月截至 2020 年 3 月兩年間的數據,殘疾女性遭受性侵的可能性(5%)幾乎是非殘疾女性(2.8%)的兩倍。這並非異數。在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這個數字是 5.7%。去年,英國工會聯盟對 1,000 多名殘疾婦女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68% 的婦女曾在工作中遭受性騷擾,這些數字使殘疾婦女的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

卡瓦納說,男人經常打著熱心助人的幌子將她視為目標。「其中一種典型的經驗是,有人主動提出要協助我過馬路,不管我是否接受,他們都會抓住我的手臂不放。他們通常會利用這個機會觸摸我的胸部,對我的性徵或外貌發表不當的評論,或者問我關於身體的私人問題。」她說。她確信男人會針對她,是因為她是盲人。「我無法輕易辨別他們,我看不到他們過來,也不知道他們是在跟蹤我還是在監視我。」

為了發聲,卡瓦納決定在 Twitter 的 #JustAskDontGrab 標籤下發起一場推特。這場活動引起了數百個回應,聽障人士分享人們如何透過不當觸摸來「引起他們的注意」,輪椅使用者也分享了人們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移動他們來博得關注。一位坐輪椅的女性分享了自己去購物中心的經驗,一名男子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推動她。她說她很感激路過的一位女士看到這一幕並「憤憤不平」,但這名男子聲稱他只是想幫忙。

雖然這個活動的訊息似乎很明確,但卡瓦納說,「如果殘疾人士不接受幫助,他們往往會面臨敵意」。可能是辱罵、身體暴力,甚至性侵。「這就是為什麼在你提供幫助時,聆聽殘疾人士的聲音如此重要,因為我們不知道你是否立意良善,或者你可能是下一個傷害或攻擊我們的人。」

坐輪椅的凱蒂也曾在公共場合面臨騷擾和攻擊。她有一個6個月大的女兒,所以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去酒吧,但是當她去酒吧時,騷擾潛伏在每個舞池裡:「幾乎每次我出去,都會有人抓住我的胸部,那很常見。」她說蓄意亂摸是「當人們走過,抓住機會……因為我坐著,所以更難辨識是誰。」

如果她去酒吧約會,坐在包廂裡也有風險。「人們會將手伸進我的衣服下面,這是未經我同意的行為。而且,顯然,我比其他女性更弱勢,我無法這麼快起身。」如果在繁忙的場所,她從輪椅上轉移到另一把椅子上,就會造成另一種弱點,因為她無法逃脫。「當妳抗議時,感覺很危險;妳永遠不知道他們會如何反應,所以妳覺得妳不能拒絕。」

兩位女性都表示,「殘疾女性沒有吸引力,因此不會成為性騷擾或暴力的受害者」這類健全主義者的說法強化了這個問題。卡瓦納說這意味著,當她談到騷擾時,「人們聽到的第一個反應總是難以置信。人們簡直無法相信盲人會被人亂摸。殘疾女性被去性化和嬰兒化,所以人們認為我們不會經歷任何性行為,包括不請自來的負面性經驗。」

凱蒂說她現在會舉報任何騷擾,但「以前我只會說:『好吧,這就是會發生。』部分原因是人們會說:『好吧,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妳?因為誰會把妳看成一個有性吸引力的人?無論如何,妳可能誤解了他們的行為。』或者:『妳應該心懷感激。』這兩種反應我都聽過 —— 就是來自我的朋友。」

此外,我交談過的所有殘疾女性的故事中都體現了可感知的弱勢。莎拉(化名)患有自閉症,是一名記者。當被要求描述她的性騷擾經歷時,她說:「我該從哪裡開始呢?令人毛骨悚然的性提議、過度性化的評論、被邀請進入飯店房間……這非常令人絕望。」她說。

莎拉說,當人們在未經她同意的情況下向他人透露她患有自閉症時,問題就會開始。「人們認為:『哦,看 —— 他們很脆弱。』」她說。侵略者將自閉症患者和其他殘疾人士視為不健全的人,這更容易證明騷擾是合理的(即便只對他們來說)。他們通常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就是這些女性沒有辨別騷擾或阻止騷擾的智力。有時女性會發現她們的殘疾被積極地用來對付她們,例如對噪音的敏感被用來合理化在飯店房間開會,而非飯店大廳。

「我還發現從臉部讀取意圖非常困難。」莎拉說。她說,許多人都知道這是自閉症的一個共同特徵,並故意操縱自己的面部表情來混淆殘疾女性判斷他們的意圖。當自閉症女性發現自己被誤導時,可以讓她覺得這是她自己的錯。「出於這個原因,我非常重視安全。」莎拉說。這讓她充滿疑心,有時甚至恐懼不已。

對於殘奧會選手安妮‧瓦福拉‧斯特萊克(Anne Wafula Strike)來說,很難判斷對她的身體發表下流評論的騷擾者是因為她是輪椅使用者、有色人種女性,還是兩者皆有。她說,她的經歷在不同情況下有所不同,「這取決於我如何留頭髮,如果我想讓自己的頭髮看起來非常有非洲特色的話;而且我認為,身為有色人種女性,人們絕對更容易測試妳的底線。」她說,有色人種殘疾女性被視為「容易攻擊的目標」。雖然瓦福拉‧斯特萊克相信她能分辨出「一個真正對我感興趣、意圖良好的男人,和其他只是想占便宜的人」兩者的區別,但她擔心較內向或較年輕的女性可能無法判斷。

儘管有來自卡瓦納、莎拉和瓦福拉‧斯特萊克等女性的統計數據和證詞,但在我採訪的主要女性組織中,沒有一家表示可以對殘疾女性面臨的特殊問題發表評論。取而代之,我訪談了蘭卡斯特大學殘疾研究中心的資深講師漢娜‧摩根(Hannah Morgan)博士。她說,殘疾女性正面臨主流女性服務和反性騷擾努力的「忽視」。

「過度保護服務的影響和遺澤」阻止殘疾婦女以自己的方式探索自己的性慾,並將她們與能建立信心及知識以質疑不當行為的同齡層網絡分開。還有「強而有力的證據顯示,殘疾婦女在訴訟中不太可能被相信或被視為可信的證人,以及殘疾婦女能『安全』免於各種形式性騷擾的錯誤假設……因為她們可能偏離社會建構的美與性吸引力的標準」。

她解釋說,一般情況下,殘疾女性必須在免受騷擾的自由和完整自由之間做出抉擇。如果妳通往大街的唯一方式是搭上計程車、需要有人為妳提供酒吧便攜式坡道才能與朋友見面,卻被計程車司機與調酒師亂摸,妳會怎麼做?摩根同意我交談過的所有其他女性的觀點:殘疾女性受限於「對於她們『固有脆弱性』的假設,以及侵犯者能逍遙法外的更大假設」。

這可能會變得難以忍受,並且產生真正的社交影響。「心理情緒影響或情感傷害會導致一些殘疾女性透過限制自己參與社交活動、降低工作參與或教育活動,來減少她們暴露於潛在騷擾。」摩根說。在一個難以近用的設施和健全主義的態度將殘疾人士推離社會的世界裡,性騷擾是另一個讓她們待在家裡更可怕的理由。

由於社會對殘疾的態度如此根深柢固,改變的希望似乎微乎其微。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分享故事可以展開新的對話並點燃變革的火花。如果我們真的要打擊騷擾文化,現在正是將殘疾女性的經歷放在第一要位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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